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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味道,以咖喱之名

作者:薛芃

2019-01-23·阅读时长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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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点,印度教圣城瓦拉纳西的晨祭仪式


摄影/蔡小川

在印度开吃之前的几件事,让我对这个国家和他们食物的困惑到达了极点。

我跟熟悉印度的朋友说,要来印度找美食,朋友在微信上回了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连回了好几条。他把自己所有的嘲笑、质疑、不解和对此行的同情都放在了这几排“哈”字中。

他问为什么会选择印度,我很难具体说明,但好奇心是我能想到的绝对原动力。“多带点肠胃药!”最后朋友叮嘱道。

第二件事。我需要动用一切人脉和所有能想到的社交平台,通过多重辗转,试着找到印度美食最核心的人物。在这个找人的过程中,我撒出去了很多条线,但几乎无一收回,或是收着收着,线就断了。得到的不少反馈是,中国人与印度人并不容易建立起密切的私交,很多关系止于工作,并不涉及生活,我们在各自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中,坚守着彼此都无法打破的独立性,印度没那么容易亲近。


印度菜酱料的核心在于香料,印度27个邦,各邦的酱料各有特点(插图:阿梗)


我开始意识到,大多数与印度有着旅游之外的更深层交集的中国人,并不会触碰到他们核心的饮食文化圈。我们大概无法真正爱上印度的饮食,无法像对法餐、日餐那样,去主动选择,带着更深的探索欲去无限接近它。

第三件事。到达德里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央视驻德里记者李琳,她在德里待了快4年,过完这个年,她就要结束外派任期,正式回国。李琳告诉我,90%以上的在印华人都不太适应印餐,如果有聚餐或活动,一听说是印餐,都得考虑再三,才决定要不要去。

直到这时,我几乎可以确定,带着一颗地道的“中国胃”,我应该也不会真正爱上印度饮食。然而,印餐究竟吃些什么呢?什么样的食物是真正的印餐?我们是否对印度食物有太多的误解?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又凭什么笃定地否决一切?因此,“是什么”是我此行希望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2018年5月CNN给出的年度美食国家榜单中,印度排在第六位,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意大利、中国、法国、西班牙和日本。评语是这样写印度的:“当一道菜使用了如此丰富的香料,以至于在你吃完时都忽略了蔬菜和肉的存在,这就是印度菜,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一群专注于调味的厨师。在印度菜中,香料的使用没有任何规则,只要能做出美味的东西就行。同样的香料可以为美味的菜肴增添风味,有时也可以单独食用——比如茴香籽就是一种在餐后可以让口气清新的助消化剂。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能让素食都无可挑剔地好吃,那就一定能拿美食界的‘诺贝尔奖’了。”

当这份榜单摆在我面前时,印度食物敲来了当头一棒,我意识到它绝不只局限在普通认知中的咖喱,甚至连这个概念本身都是虚构出来的。

这个排行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也多了几分公信力。因为从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到1947年英属印度时期结束,这两三百年中,英国对印度的改造和影响无处不在,城市街道的建设,社会制度的渗透,生活习惯的潜移默化,等等,但在这个漫长而百般波折的过程中,印度对英国最深刻的反作用则是体现在饮食上。

在饮食文化结构单一的英国,琳琅满目的香料顺着“海上丝绸之路”登陆,带着独特的爆炸式的味觉刺激,打开了英国饮食新大门。伦敦的维多利亚街上,曾经有一家改良的新式印度餐厅,生意不错,叫“五条河”,餐厅放出的承诺是,要让他们通过包括海得拉巴咖喱鸡和阿姆利则鱼在内的菜肴,遍游印度所有顶呱呱的美食城市,其菜式“适合我们当代口味”。虽然海得拉巴并不以咖喱鸡出名,就像我们也同样臆造出了“飞饼”这个概念一样,但将“适合当代口味”的印度菜带进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印度菜的出现,英国人的食物那就更荒凉了。


圣诞节之于印度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外出聚餐的由头


面对印度食物展现出的全球地位,我再次端正态度,在猎奇心的基础上,带上了更多的敬畏和审慎。在这场近乎冒险的寻味之旅中,我们吃了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做过三次印餐的主厨烹饪的拿手菜,也鼓足勇气吃了一大堆路边一两块钱的魔幻暗黑小吃,吃得更多的是所谓新中产青睐的各地当红餐厅和老字号。虽然食物的花样不同,价格天壤之别,但在印度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有菜式都离不开那一大勺咖喱酱,印度人叫它玛莎拉(Masala),也是我们一路上每天挂在嘴边的词。从好奇到认知,沉溺到抵触,感受这些食物的细腻与脾气,最终带着念想离开,我们跟玛莎拉们完成了一场奇幻的恋爱,这是印度味道的灵魂。

低调的卖相,侵略性的气味

对于印度人来说,德里是绝对的美食中心。

天一黑,德里的雾霾渐重。康诺特广场(Connaught Place)是新德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当地人简称为CP。2018年7月,康诺特广场以每平方英尺173美元的租金价格,排到了全球第九昂贵的办公写字楼。然而,很难在CP看到商务气氛,更多的是来往商贩,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群交杂在一起,混乱而鲜活。CP是一个圆形的大广场,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英属殖民的末期,它像一个巨大的甜甜圈摆在新德里的北边,再往北没多远,就是旧德里了。周围的道路永远堵得水泄不通,一入夜,混乱的鸣笛声在浓重的雾霾里更加肆无忌惮,耳朵快爆炸了,双眼也迷糊了。

第一顿印餐,我们在CP里找了一家德里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时尚餐厅,做的是更现代的新式印度菜。钻进“甜甜圈”的一个小口,挤上狭小的电梯走向二楼,Forzi餐厅里传来的音乐就把人勾了去。

这是一家非常不传统的印餐厅,先是酒吧——印度的不少餐厅是禁酒的,买酒也只能去指定的商铺,CP的巷子里就有几家卖酒的铺子,生意极好,据说只有能找到特殊关系的人才能在CP这种黄金地段开卖酒铺,但Forzi卖酒;再是舞池——喝美了跳进去扭几下。我们来的这天是2018年的平安夜,晚上10点过后,舞池里挤满了年轻人,他们都各自有信仰,而平安夜和圣诞节之于他们,不过是一个狂欢的由头,尽情欢愉。


在瓦拉纳西的晨祭仪式上,人们会向火中撒香料来祈福


即使看起来这么不传统,但Forzi的味道是公认的。找到这家店,是几位前卫的德里年轻人的共同推荐。东印女孩Meghavi在德里读大学,平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德里寻找好吃的餐厅,她告诉我,这里既能展现传统北方印度菜的面貌——用老方子做的咖喱羊肉极对味,又能让外地人迅速融入印度,几道招牌的改良菜就起到这个作用。

印度人用餐,素食和肉食有严格的界限,即使是再小的餐厅,菜单上也会用色标区分出荤素,红色代表肉食,绿色是素食。在复杂的宗教信仰下,素食者所占的比重很大。肉类通常只吃三种——羊肉、鸡肉和鱼肉,牛肉只出现在穆斯林餐厅里,而且只有水牛肉,没有黄牛肉,猪肉更是少得可怜,在海边城市还会多出海鲜,但总的来说,羊肉和鸡肉是餐厅肉食的主角。这样看来,印度人的食材真是乏味,他们将所有对美食的执着都转移到了调味上。

我们点了招牌酱汁猪肋排,因为错过这顿,大概就很难再吃到猪肉了。又点了咖喱羊肉,一个在全印度尤其是北部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菜,地位堪比红烧肉。在一道开胃冻酸奶球之后,不一会儿,两个菜同时端上来,面貌天壤之别:猪肋排切至七八厘米长,裹了些收汁后留下的酱汁,根根清晰,整齐地摆放在长盘中,从卖相上来看,你无法辨认出这是哪里的菜;另一边,深红色酱料盛放在一个颇具现代设计感的碗里,却也挡不住透出的古老气味,浓稠的酱料极其厚重,色泽更是重,肉在里面被包裹得严严实实,隐约露出来一点。

如果以卖相来给全球食物打分,印度菜不知道要排到哪里去了。这是典型的印度菜面貌——所有食材都隐藏在酱料中,几乎不会装在盘中,而必须是一个有进深的大碗;黏稠的酱料,看起来难以搅动,顽固地守着容器,看不清食材,也辨不出香料,这一整碗雾里看花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对食物有“颜控”癖好的人大概是拒绝的。好在酱料散发出一种刺激性的味道,浓烈、辛辣又层次丰富,引诱着食客忽略那些表象,去捞起埋藏在酱料下面的东西。

这一大碗酱料,就是我们所谓的咖喱。但实际上,在印度,没有人会用“咖喱”这个词,或者只有在他们敷衍外国人时才会使用。“咖喱”(Curry)是英国人生造出来的一个词,印度美食作家玛德胡尔·贾夫雷(Madhur Jaffrey)在他的著作《咖喱圣经》里写道:“‘咖喱’一词是对印度美食的贬损,就像‘杂碎’(Chopsuey,音自粤语,指炒杂烩菜)是对中国美食的贬损一样。”印度人会根据酱料做法的不同,香料配比的不同,叫它们不同的名字,比如:

Korma指加了奶油的咖喱浸肉,有时还会加些腰果;

Rogan Josh指加入很多新鲜番茄小火慢炖出来的肉,主要是羊肉;

Molee则是加了椰奶的咖喱鱼,所用香料辛辣无比,主要在南部珂拉拉邦;

Vindaloo的做法受了葡萄牙影响,会加红酒在其中;

Aloo Gobi是常见的一种素食咖喱做法,用来煮土豆和菜花。

酱料的核心在于香料,印度27个邦,各邦口味不同,他们在选择香料时也各有差异。看似一碗普通的酱料,颜色、浓度、味道、刺激性都很有门道,每一个优秀的厨师守着自己的独门配方,秘不示人。无论香料怎么配比,都离不开几味重要的香料——辣椒、黑胡椒、肉桂、丁香、姜黄、小茴香籽、罗望子,这是调味的基础。厨师们将这些香料按自己的喜好搭配,研磨成粉,做成独一无二的混合粉末,所有这种混合调味粉统称为Masala(玛莎拉)。

印度人做饭,会不停地把masala挂在嘴边,以凸显调味在他们心目中无上的地位。与印度人谈论美食,使用masala这个词而不是curry,他们会热情得多。久而久之,玛莎拉也不再单纯地指混合调味粉,而是这种独特的印度味道——辛辣又刺鼻,复杂得难以捉摸,但是勾人。


Bhel Puri是街头常见的一种小吃,它由很多油炸面粉粒和坚果拌在一起,再撒上调味粉


联合咖啡屋(United Coffee House)也在康诺特广场,是德里最早的一家咖啡馆,1942年开的,如今在这里还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殖民时的氛围。说是咖啡馆,其实是餐厅。“拉拉·汉斯·拉吉·卡拉(Lala Hans Raj Kalra)是餐厅的创始者,1938年他在红堡附近开了一家24小时餐厅,客人主要是驻扎在红堡的美国大兵。在那里完全没有战争的状态,美国大兵和他们的印度女友彻夜跳舞,你无法想象不远的中国和越南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经理Ranbir向我讲述了餐厅的历史。1942年,甘地倡导的“退出印度运动”(Quit India)打破了德里的平静,美英成为盟友,印度被卷入美日敌对状态,拉吉的餐厅也开不下去了。很快,拉吉就想着用美食来传达和平的理念,起名“联合”,又在CP这个繁华的地段开了一家新餐厅,一直到现在。

服务员将我们带到餐厅二楼,坐在栏杆边,可以俯身看到一楼挑高的大厅内享受美食的各色食客。大门上卷曲的植物纹样带着典型的欧洲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墙面上闪着金光的装饰又透着洛可可式的造作,大水晶灯垂下来,照亮整间餐厅,混杂,奢华,极尽优雅,确认是殖民文化下的产物。

这一餐是在德里的第四顿正式印餐,我们自以为已经对北方印餐的了解入了门,各种口味的玛莎拉炖肉或素菜配以花样繁多的饼,是德里地区的主要饮食风格,辅以多种形式的烤肉、炸物、甜品,大概是这样。但伸头往楼下一看,各桌食物几乎没有重样,但又看起来似曾相识,我再次陷入迷茫中,他们到底在吃些什么?!


德里的联合咖啡屋建于1942年,至今仍保留着英属殖民时期的装修风格


“从开店至今,餐厅一共推出过四五百种菜式,常年活跃在菜单上的是一两百种。” Ranbir解释道。铁板烤什锦肉、铁路咖喱羊肉、芝士球是多年来的招牌菜,菜单上对芝士球的注解是“70多年来卖出过几百万份”,整个餐厅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自信。

Ranbir为我们端上了铁路咖喱羊肉、烧烤羊肉棒(Lamp Kabeb)、泥炉烤鸡(Tandoori Chicken),这三道菜是北方印度菜的招牌。咖喱羊肉的酱料偏黄,姜黄和姜更多些;烤鸡则是红棕色,表面上还有零星一点烤煳了的焦黑色,这是泥炉烧烤的标准颜色,而其他做法如果是这种红棕色,通常是多放了辣椒粉或加了一些昂贵的藏红花;羊肉棒是用羊肉泥捏出来的,加入玛莎拉腌制,穿在一个大铁签上放在泥炉里烤,烤出来偏赭石色。如果将各种各样的玛莎拉颜色做成色卡摆在一起,可以想象到每一个色度之间的微妙差别,这种既像大地又像烈日的暖色调,恰好构成了很多外国人脑中印度的颜色,古老、神秘、躁动、无序。

由于香料的世界太过庞杂,玛莎拉的做法也太多,当它传到英国人这里时,就被简化为“咖喱”。一种常见的解释是,在南印度使用的泰米尔语中,有一个音为kari的词,意思是酱;另一种说法是,这个词在14世纪古英文的烹调文献中就已出现,被拼为cury,是源自法语的一个词,意思是煮。无论如何,酱和煮,正是烹饪咖喱美食的关键。

因为是殖民时期的餐厅,联合咖啡屋的菜单上总能出现curry这个词,老板还将早年欧美人在印度最喜欢的菜式单独列在菜单中,一点也不刻意回避殖民历史,反而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17世纪中叶,英国牧师爱德华·特里(Edward Terry)来到印度传教,将他自己的见闻写成了《东印度行记》,他在游记里写了一次他参加的当地宴会,他的面前摆了50只银碗,由于他不是重要的人物,已经比东道主少了10只小碗;他说印度人做肉的方法对他来说是全新的:“印度人不是吃经过煮、焙、烤的大肉块,而是更愿意将肉切成片或小块,然后进行焖炖,与之一起炖的东西有洋葱、香草、根茎、姜(他们在姜还绿着时就将其从地里挖出来)和其他香料,再加上一些牛油,这些成分比例适当,食物就这样散发出让人愉悦的气味。”

特里的文字是目前可考的欧洲人对印度咖喱最早的记述。由于17世纪的英国,烹饪方法延续了不少中世纪的传统,也用孜然、胡椒、肉桂、肉豆蔻、丁香等很多香料,因此特里融入得不算费力。但到了18、19世纪,饮食传统渐渐断了,英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重新接受大量香料的涌入,他们雇用印度人做饭、料理家务,在印度学着说印地语,找印度情妇。咖喱逐渐渗透到他们的味觉系统中,并不断向外扩张,影响到东南亚、东亚、非洲,将这种带有侵略性的味道,以一种侵略性的姿态传播开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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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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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寻味记 | 2019

以食为旅 四海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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