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曼指出，这种退步并非偶然，而是受到利益各方的支持与共谋——权力需要长不大的顺民，大公司需要长不大的消费者，媒体需要长不大的受众。各种延长童年的玩具制造出来——从智能手机、梦幻电影到没有成就感的工作——它们的共同作用在于潜移默化地让我们贪嗜快乐，放弃思考，让我们习惯依赖比我们强大的力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

所以，如果你的辛劳理应换来西瓜，世界却丢给你黄瓜，那么真正的成熟既不是哇哇大叫（你早该认识到失望是人生常态），更不是照单全收（这是斯多葛派的自我欺骗），而是运用康德所说的理性去重新恢复你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不是通过改变自己对恢复平衡的要求来一次次降低自己、屈从现实。

所以，如果你的辛劳理应换来西瓜，世界却丢给你黄瓜，那么真正的成熟既不是哇哇大叫（你早该认识到失望是人生常态），更不是照单全收（这是斯多葛派的自我欺骗），而是运用康德所说的理性去重新恢复你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不是通过改变自己对恢复平衡的要求来一次次降低自己、屈从现实。

如果你的辛劳理应换来西瓜，世界却丢给你黄瓜，那么真正的成熟既不是哇哇大叫（你早该认识到失望是人生常态），更不是照单全收（这是斯多葛派的自我欺骗），而是运用康德所说的理性去重新恢复你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不是通过改变自己对恢复平衡的要求来一次次降低自己、屈从现实。

这时，“长大”就不仅意味着个人心智的拓展，它更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好创造一种有能力自我更新的文化——它让成长成为更好的选择，给人们留出足够空间质疑现行秩序，让个人摆脱对当下幼齿化时代里各种小玩意儿的沉迷，学会如何抵抗依赖。

但问题是，正是这种“巨婴时代”的集体合作驱使我们接受了本该质疑的社会秩序，主动放弃了对更合理的世界的改造权，但“一个从根本上否定成年的社会不可能培养出非常活跃且有责任感的公民”，而“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有责任的成年人，也不可能创造出另一种社会”。也就是说，表面上我们拥抱了童年的快乐与安宁，实质上却消灭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