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及他的著作《印度的发现》 )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这样描写加尔各答的卡里女神庙：“每边都有一排排的水泥平台，不加粉刷即是床铺。他们要我欣赏排水沟与水喉装置。住在里面的人堆一起床，就被送去进行种种崇敬膜拜，像请求治好其溃疡、口癌、疥癣或癀烂等等以后，整座建筑由水管冲洗干净、光鲜，等待另一批朝圣者来过夜。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或许除了集中营以外，人类与屠夫刀下的肉相像得如此彻底。”

就连这位见多识广的人类学家也无法忍受印度给予他的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冲击——随处可见的肮脏与乞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拥挤与压迫，面带微笑的满天神佛的脚下却是衣食无着的遍地饿殍与牛鬼蛇神。“我很快就受不了，身体上受不了，道德上也受不了。”这是一个因为超负荷的人口密度而与所占住的物质世界比例倒错的国度，一个人对人正进行着有系统的贬值与奴役的国度，这令列维·斯特劳斯感到不解，从那个曾经伟大的印度到眼前这个荒败的印度，其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奥克塔维奥·帕斯曾担任过6年墨西哥驻印度大使，他说：“印度最先让我感到讶异的一点，也是许多人觉得诧异的，就是两极化的对照所造成的歧异：现代与古代、奢华与贫穷、纵欲与禁欲、草率与效率、温和与粗暴；繁多的种姓制度与语言、神祇与仪式、风俗与理念、河流与沙漠、平原与高山、城市与村落、农村与工业化生活，在时间上相隔数世纪，在空间上毗邻而居。”这种歧异，从表象上说，是各种格格不入的社会状貌的混杂相交，但从根底上来看，却是进入现代世界的印度与它拖带着的古代印度之间的斗争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