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明炎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开篇，卢梭在考察人的“自然状态”时指出，必须从人这里剥离“所有他可能得到的超自然的馈赠，以及所有他只能通过漫长的演进而获得的人为能力”。他批驳霍布斯将“社会”的因素带到“自然状态”的理解中，勾勒出新的“自然状态”面貌。

“人自然是善。”在卢梭笔下，自然人一直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狩猎、采集与游牧，没有任何理性算计，自爱且对于同类不乏怜悯，这种和平美好的状态被卢梭称为人类的黄金时代。然而私有制的出现使得这一美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人类逐渐变得自私自利且生活在恐惧中。为了应对这一现象，卢梭不得已创建出“ 公意” 与“ 国家” 等概念，试图通过建立“社会契约”的方式来守护人的生活。

卢梭所描述的“ 自然状态”更多被看作一种理论建构而非历史事实，其在田园牧歌面貌下，刻画了孤立、自足且没有社会关系的人的实质。与之对应，被广泛接纳的“进步主义”视角下所阐述的线性历史事实，则认为农业取代了狩猎、采集和游牧，而后者是一个野蛮的、原始的、无法无天的暴力世界。定居农耕要比此前所有的生存方式更优越，也更有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卢梭从未尝试，也无必要在史料中寻找证据去证实自己的理论猜想。

与卢梭不同，拒绝“契约论”的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一直以来都对“国家”抱有警惕甚至敌意。他从早期作品《马来西亚 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九六八）、《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九七六）就开始关注国家如何侵犯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并奋起反抗。他的著名作品《国家的视角》（一九九八）与《逃避统治的艺术》（二〇〇九）则在讲述近现代国家的标准化、强制化政策，是如何打击社区生存和多元文化，以及民众是如何反抗的。二〇一七年，斯科特出版的《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在延续他对“国家”一以贯之的态度的同时，也试图用两河流域的史料否定“进步主义”视角下的历史叙述。斯科特在书中以两河流域的发展历程为案例，从历史事实的“反常”之处入手，提出设问：大约公元前七〇〇〇年前两河流域就有了谷物农业，但为何直到公元前三一〇〇年左右，才诞生了人类最早期的国家？若定居相比迁徙真的如此优越，为何人类文明的“进步”停滞了漫长的四千年？斯科特写道：“人类首次驯化作物和定居生活之间存在数千年的严重滞后，这对于那些想要归化国家形式的理论家来说是一个难题。我相信，常规叙事在最近的研究中所遭受的创伤是致命的。”

斯科特尝试为人类按下重置按钮，重新叙述人类的早期历史。他首先指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农耕的聚集形态始终是极少数情况，甚至在十八世纪之前，地球上绝大部分人类都还在“国家”之外生活。其原因就是“国家”之外的迁徙生活对人类其实更具有吸引力。斯科特进而论证，在两河流域的考古挖掘中可以看出，相比于农耕，传统的狩猎能够给人更多的蛋白质、更多的闲暇空间和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相比于肉，谷物会使人的身材矮小；相比于狩猎，农耕使人承担了更加繁重的劳作；相较于迁徙，城市使得人逐渐聚集从而不断出现传染疾病。

在精神层面上，相比于农耕，狩猎具有对自然更丰富的体认以及仪式体验。斯科特延续了《国家的视角》中“森林的寓言”：每一种树，甚至同一种树的不同部分和不同生长阶段都原本有不同的属性与用途，但在国家的“财政森林”中，这些多样化的用途都被单一木材和燃料的体积所代表的抽象的树取代了。国家的出现使得原本复杂丰富的“自然”，成为清晰简单的“自然资源”，整个人类的生活也被国家与税收变得单一而乏味。

在《作茧自缚》中，他进一步认为，人类在“驯化”火、谷物与牧畜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将人类自身“驯化”了。“从迁徙到定居，是否我们也被驯化了，从我们聚集的农庄，到我们受限的活动范围，生活环境的密集，以及我们不同以往的身体活动与社会组织模式，都在驯化我们自己？”斯科特还进一步指出，农业密集型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很多方面是“匮乏的”，驯化让人思想呆滞，文化匮乏就是人被一种新的安排“驯化”的结果，而现代化的工厂则是更进一步的驯化。

在对比定居与迁徙的优劣后，斯科特详细阐述了早期人类国家的脆弱性与强制性。斯科特认为，农业集约化并没有让“管理型”国家实现增长，反而时常处于解体的危险中。一方面，斯科特反复将早期农业国家定位为

“根本上的脆弱和不安全”，甚至为其他所有人都“增加了脆弱性和不安全性”。在他看来，“国家”意味着聚集，会产生大量的病菌与传染类疾病，并因为囤积粮食而更容易遭到掠夺，并且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承担更大的粮食风险。另一方面，斯科特仍然坚信，早期国家是强有力的监管者，在苏格兰语中有这样的表述，它们的臣民和土地“清晰可辨”。他认为，早期国家具备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谷类作物为它们提供了这种独有的机会：谷物有形、容易测量且可以定期收获，所有这些都为户籍名录、田地测量、收获预测等技术控制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又递归性地控制着人类。

斯科特还用蛮族与“国家”之间的孪生关系对比，来赞扬蛮族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蛮族的地域就是农业生态的反面，他们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偶尔来掠夺国家所囤积的粮食，从而避开了纳税与农耕的繁文缛节，同时还享有着更有营养、更丰富多样的饮食，过着潇洒自由的“流金岁月”。通过这种对比，更显现出了“国家”这一形态的愚蠢，在所谓的“文明地区”，人们通过繁重的劳作换取微薄的谷物，还要上缴国家去赡养那些不曾从事生产的“上流社会”，还要遵从各种规则与礼节的压迫，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奴隶。

这正是这本书名的隐喻，斯科特嘲笑了建立了国家的人类：如同《旧约·创世记》中这段令人熟知的故事，上帝早已将“伊甸园（自然）”恩赐给了人类，可人类却在享受自然时，偶然间创立出“ 国家” 来试图驯服谷物、牧畜等世间百物。在脆弱的早期国家无数次崩溃后，人类终于建立了坚韧的“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人类也驯服了自己。如同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一般， 人类失去了幸福的伊甸园， 在暴力血腥的国家统治中不断挣扎。斯科特笔下的世界仿佛是一场游戏， 上帝在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愚蠢的人类如何“作茧自缚”。

综上所述，斯科特尝试重构对人类早期国家的认识，意在表明“国家”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还是人类“作茧自缚”的结果。定居后的人类付出了更多的艰辛，获得了更少的物质收获与精神体验，并用自己劳动的部分成果去赡养那些不从事生产的统治者们。“文字”甚至也是国家统治人类的工具，不需要文字的“野蛮”生活远胜于农耕。他得出结论，这些脆弱与强制并存的“国家”解体，是值得庆贺的事。

在《作茧自缚》中，斯科特实际上讨论的并非国家和谷物，而是“国家”之外的其他替代选择。本书副书名“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表明作者的用意，并非是对已然成熟理论的续写，而是对土地农业生态进行了另一番敏锐而有力的想象，特别是耕种土地和非谷物土地之间的差异。斯科特这一想象的基础仍离不开他对国家的理解，因为迁徙生活正如他所说“没有文字、没有记录”，甚至没有时间概念。他只能通过“国家”来想象“国家”的背面，他对“国家”内部的理解决定着对外部的理解，如定居的强制对应着迁徙的自由，城市的脆弱对应着狩猎的坚韧。

斯科特曾在《国家的视角》中用对“无政府主义”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国家……一方面保护我们的自由，一方面限制我们的自由……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是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他当时关心的仅是国家的一个面向，并承认了国家的正面作用。但在《作茧自缚》这本试图全面分析早期国家“内与外”的书中，斯科特以税收与掠夺作为基点，通篇批评了“早期国家”的“缺点”，从未提到国家“保护我们自由”的一面。在他笔下，“国家”就是“利维坦”式的怪兽，毫不留情地奴役着人类。

这个曾经被他称为“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立意使得这一论述难以自圆其说。早期国家如此脆弱，压迫性又如此强，迁徙的生活如此幸福，那为什么人类会选择农耕？斯科特认为农耕只不过是洪水退去后一个偶然的选择。每当两河流域洪水退去，都恰好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可供临时耕种。这似乎表明混合的生存策略与集约化的谷物生产是长期共存关系。那为什么要从混合策略转向单一策略？他先引用柏塞拉普的“走投无路”说，即先民之所以转而全身心投身农耕，并不是把栽培农业视为一个机会，而是在别无选择或出路时的救命稻草。这可能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可供狩猎的野生蛋白质变少所致。有趣的是，斯科特却又否定了这一解释，他指出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新月沃土地区出现农业的区域都普遍物资丰饶，这与柏塞拉普的解释恰恰相反。斯科特只能感叹，虽然“走投无路”说支离破碎，但却找不到另一种解释取而代之。

在论述“国家”起源时的自相矛盾，使得斯科特没有明确的、贯穿论述始终的国家概念，导致“国家”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他不同角度的批判而存在，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人类于“国家”之外是卢梭的“自然状态”，在“国家”之内则是霍布斯的“利维坦”。

最明显的证据在关于早期国家同时兼具“脆弱性”和“强制性”两个特性的问题上。斯科特将国家描述为不安全的、脆弱的，同时他又认为这些国家可以动用强大的权力在人类主体性、商品财富和领土控制方面“缔造统一”。于是，当国家需要“发挥作用”时，它彰显了“强制性”；当国家必须“无能为力”时，它暴露了“脆弱性”；只要不在国家机构的统治下运转，这些“国家”之外的野蛮人就一定会去抵制与国家协同。这个矛盾在他论述气候变化 /波动等问题时亦有体现，在“野蛮人”的世界里，环境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持久性令人难以置信；而“国家”存在后，世界忽然变得危机四伏，人类企图在自然环境中发展就是异想天开。除此之外，斯科特对早期国家兴衰的描述过于机械化，流于表面。他忽略了不同早期国家的差异性问题，缺乏将这些事件的历史意识生动化，也没有谈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家实力的记忆和情感的变化。

纵观斯科特思想脉络的变化，可发现他对“国家”的抵触是一个强化的过程，并在这本《作茧自缚》中显示出极端化倾向。韦伯、诺斯、奥尔森从暴力垄断和领土角度界定国家，卢梭、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思想家从权利角度思考国家起源。他们都形成了逻辑自洽且完整的理论体系。斯科特杂糅了上述学者有关掠夺剥削、暴力垄断、强制税收的理论思想，在运用时根据自身需要将某一理论与相应史料拎出来，作为阐述自身“无政府主义”倾向思想的工具。他无法在文中界定自己批判的“国家”到底是什么，“谷物-税收”体系与两河流域的奴隶问题、神庙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兼容，这种脱节导致了他对“国家”批判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