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林权泽以《醉画仙》拿下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两年之后，朴赞郁凭《老男孩》拿下第56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同一年，金基德还以《撒玛利亚女孩》拿下第5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八年之后，金基德凭备受争议的《圣殇》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那是韩国电影第一次问鼎欧洲三大电影节。

在了解韩国过去所受到的侵略、分裂和战争，以及长期被强势国家压迫的历史之后，就不难理解韩国的‘恨’，里面有认命的意味。

韩国电影走到今天，当然是创作者的功劳，但“走向世界”的背后也有“狂热推销者”李美敬们的努力。韩国电影工业虽然受益于政策，但出钱出力的依然是大财团，资本对国际电影运作的理解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部电影能走多远。

从整个亚洲电影来看，韩国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若是论艺术成就，日本要远远走在前面，要是以欧洲三大电影节为主要评价标准，中国和伊朗的世界声誉甚至都比韩国来得早。

当年，《生死谍变》创造了公映57天620万观影人次的票房纪录，这一成绩甚至超越了创造全球票房奇迹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当年，它几乎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部打赢《泰坦尼克号》的本土电影。

最终韩国政府做出妥协，确立了“韩国每家电影院的每个放映厅一年必须放映满148天的本国电影”的政策

1998年，为了抗议韩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开放外国电影配额，韩国电影人集体示威游行，有人甚至剃了光头静坐

几年前，我从那本《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从哲学和历史视角分析韩国电影的书将韩国的文化美学凝结为“恨”。“要理解韩国的文化现象必须理解‘恨’这个概念。‘恨’是韩国人民所独有的，它与民众对人生、死亡和宇宙的世界观本质上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写过《太极虎韩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驻韩国记者丹尼尔·图多尔（Daniel Tudor）曾总结：“在了解韩国过去所受到的侵略、分裂和战争，以及长期被强势国家压迫的历史之后，就不难理解韩国的‘恨’，里面有认命的意味。”

韩金元口中的“忠武路”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中部，以16世纪著名抗倭名将李舜臣的谥号命名。街道位于南山脚下，北起钟路区的栗谷路，南到中区的退溪路，邻近著名的明洞。那里有上了年纪的剧场，开了几十年的小吃店和咖啡馆，还有装饰得很可爱的宠物店。

从最能代表韩国电影的几位导演身上就能看出，大部分韩国电影人和他们的电影都是“入世”的，有着强烈的与大众、与社会对话的渴望，渴望以电影促成讨论、监督、揭示，甚至像《辩护人》一样，真正引起改变。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电影常常被放置在社会学视野下讨论的原因。《纽约时报》曾评论当下的韩国电影和韩国电影人，把他们看作是“最有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