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住的“东北虎”

《东北虎》这个片名和隐喻从剧本创作之初就想好了。耿军喜欢逛动物园，每次去都转悠很久。“特喜欢上海动物园，干净，没有味儿。”2012年，他去过一次，在虎园里遇到了东北虎，突然入迷，举着机器拍了40多分钟。“那表情里有疲惫、麻木、茫然，很复杂。围栏看起来也不是特别高，但它好像放弃挣扎了。”回到家，他把拍来的画面放到电脑上看，越看越觉得，“那眼神儿和我们这些不知道被什么困住的人一模一样的”。那天之后，这只东北虎总浮现在耿军眼前。

也是那一年，当时专做文艺片的天画画天影业公司有一个剧本基金，要求是提交一个故事大纲，还要写出30场戏。“6万块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挺大一笔钱。”耿军想抓住机会，他很快就写了大纲和30场戏，“《东北虎》这前30场戏基本没变过”。

故事的源起是一个凛冽的画面。2010年，耿军回家过年。大年初三走在马路上，他远远地看到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在等中巴车。春节期间，公交车少，那人像是等了一阵子，衣领上都落了雪。耿军走近一看，“这不是刚哥吗？”刚哥叫徐刚，至今还是耿军电影的主要演员。那天，刚哥满脸愤怒，要去新华镇一趟，一刻也等不了，因为“家里的狗让人给杀了，要去弄那人”。

一个晚婚晚育的36岁男人，因为孩子要出生，不得不把家里的狼狗送走。自己的家庭成员，一转眼就被人弄死了。那屹立在雪中的孤独且愤怒的中年男人形象和那只东北虎一样，深深地印在了耿军的脑子里。

章宇饰演的徐东原型就是刚哥。徐东和刚哥一样，是鹤岗少有的晚婚晚育的中年人。老婆也正怀孕，狗也得送走，也教过体育，也有份宿管老师的工作，那狗也被人吃了。他要复仇的愤怒撬动了《东北虎》的人物和故事。

比刚哥经历更丰富的是，徐东还有个小情人，那个每天找他帮忙卖诗集的朋友罗尔克存在感也很强。罗尔克的原型是耿军的小学同学张稀稀。当年，张稀稀比耿军才华外露。他读的是清华美术学院的专升本，整天和文艺青年、诗人混在一起，还没毕业，学费就花完了。后来，精神的困惑和生活的窘境让他患上抑郁症，不得不回到鹤岗，找份学校里的安稳工作。再后来，抑郁症变成了精神分裂，彻底无法工作了。被精神疾病困在家里的张稀稀依然写诗，写出的词句和生病前大不相同了。

除了每年回家的耿军，几乎没人登门找张稀稀。谁会主动去找一个精神病人呢？但耿军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没暴力倾向，最多就像电影里一样，掐你的脸。”一开始，耿军想找张稀稀来演罗尔克，也在现场试了，“但他待不住，人多了就紧张”。耿军不得不再请自己的御用演员刚哥出场，扛下这个重要角色。

马千里那角色是顺着徐东摸来的。当年，刚哥复仇的后续是，他找到了中间人，商量了一个合适的价码，用金钱摆平了那桩与狗有关的命案。耿军喜欢小动物，人也敏感，他想不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经历过什么事，才能对一只朋友托付来的狗下手？

“马千里就是在这样的疑问下创造出来的人物。”耿军说，那是在失落的东北常能见到的一种人，什么火干什么，发过财，也带亲戚朋友赚到过钱。那年代，赚到钱就威风，出手也阔绰。那个破败的农房里有他全部的过去，水泥搅拌机是曾经赚钱的工具，那辆破奔驰车，房间里的马桶、雀巢大杯子，脖子上小拇指粗的金链子……都是他辉煌的过去。而被砸破的窗户、简陋的炕桌、散装白酒和整个院子的凋零就是马千里的当下，也是工业和能源浪潮退去后，鹤岗人的当下。

耿军是1976年生人，这几年，身边的朋友都步入中年。有人出轨，差点被老婆砍了，朋友跑去搭救时，男人家里的剪刀、叉子、菜刀都被他扔到了窗外。有人要教训打麻将被传风言风语的老婆，结果反被愤怒的老婆打了一顿。东北人的不幸婚姻里总充满荒诞和暴力，还有一个被神化或妖魔化了的硬朗女人。

马丽饰演的美玲就是这么来的，她是徐东“中年危机”里的情感危机。耿军不喜欢外化的暴力，他想把这两人的婚姻写成恐怖片，“是智慧上的暴力”。女人的“智慧”体现在透过两根头发识破出轨的老公，“暴力”集中在两场吃饭的戏上。“坚强约等于狠。”美玲用这句干净利落的台词支撑她怀着孕到处捉奸的神经。

“一个小心翼翼的好人，在自己和别人的错误里挣扎徘徊。”这是电影里徐东的困境。鹤岗，这座东北小城被时代甩下了，连带这一群人也被甩下了。他憎恨马千里，也被情人和妻子恨着；他原谅了杀狗的人，自己的出轨也被妻子包容。这是一个不得志的中年男人混沌生活的两面。

同样是中年男人的耿军理解徐东，但也没替他辩解。“是宽容的力量大，还是仇恨的力量大？是让自己凶狠起来，还是柔软起来？我至今没有答案。”耿军说，这电影里每个人的处境都有他的自我投射，只是被打散了，不像曾经的作品那样显而易见。

一堆儿蘑菇

对耿军来说，写剧本的过程就是唤醒自己沉睡记忆的过程。

一开场，徐东和情人的调情方式是互相磕脑奔儿（额头），亲昵中又带点野蛮，那是耿军小时候常玩的游戏。待着无聊，就嗑瓜子，光嗑也没劲，就猜个单双数。玩儿得刺激点，输的人要被扇耳光或者弹脑壳，玩着玩着就急了眼。这是东北的冬天特有的消遣。奶油蛋糕，一口咬下去真香，吃多了却起腻。每个生日，它常和黄瓜炒鸡蛋、蒜苗炒肉同时出现，中西合璧，缺了谁都不行。也不知怎么的，很多东北糙汉都嗜甜，大白兔奶糖和不老林总揣在兜里，反差，但不萌。

耿军对冻梨和冻柿子有感情。小时候，这两样东西一起被放在搪瓷盆里，再倒上水，搁在平房外面。冬天冷，搪瓷盆里的水很快就结了一层冰。黑黢黢的梨，橙黄橙黄的柿子，可好看了。小孩蹲在盆边，手快的一把把冰敲碎，捡个最大的吃，酸酸甜甜，好吃。

《东北虎》一开场，章宇饰演的徐东坐在一辆挖掘机里敲冻柿子，车窗外是鹤岗仅存的一处露天煤矿。这处时代的伤疤和鹤岗的遗产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耿军的电影里。车里，冻柿子裂了个口儿，徐东看似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了。

《东北虎》的剧本放了好几年，因为找不到足够的钱拍摄。那几年正是华语电影市场势头好的年景，也有影视公司看上这个杀狗追凶的故事，找耿军谈合作。“都问能不能把打斗和追车的戏多加点，更外化、更商业一点。”一开始，耿军觉得是机会，就和编剧试着改了一阵子，越改越不对劲儿，“味道全变了”。

和前作《轻松+愉快》、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相比，《东北虎》对鹤岗大环境的关照弱化了。这一次，耿军明显减少了全景和远景画面，大环境的萧条也被精心设计的美术色系和构图建构得不那么原始了。

他把镜头拉得更近，更贴近人物和他们的情绪。“用事件和戏剧冲突写人物的状态，而不是充分地写一个事件，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我更关心在这个事件里，被困在环境里的这群人是什么心理和状态。”耿军说，“《东北虎》的风格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点表现主义的东西。”

徐东是个有弱点的好人，人善良，也仗义，讲究的是江湖规则。马千里在生意场上走了一遭，遵纪守法不一定，但办事讲个规则，尤其是对自己有用的规则。马千里把和徐东的第一次见面安排在公安局门口。在法律秩序的监督下，用江湖秩序解决问题，这是推进《东北虎》矛盾产生和发展的价值观分歧，也是耿军的幽默。不能说《东北虎》是喜剧，但电影里充斥着耿军惯有的黑色幽默。

《东北虎》是耿军第一部即将走进院线和大众正式见面的电影，也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里启用职业演员。

章宇是贵州人，一头扎进东北。要融在常年演耿军戏的非职业演员中，不是件容易的事。电影里，他也偶尔说几句口音挺重的东北话，但多数时候，台词还是普通话。刚开始做电影时，耿军就抛弃了抖机灵式的东北话，他对语言的节奏更感兴趣。

《东北虎》在鹤岗最冷的时候开机，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外景拍上两条，演员就得躲进边上的小卖部里暖和一会儿。一天的外景戏拍完，耿军就回去给大家送白酒，“尤其是摄影组的兄弟”。下午4点多，天黑了，剧组回到酒店，大家先坐下来喝几口。不喝酒的也得来点儿，不然一时半会儿暖和不过来。

鹤岗纬度高，冬天下午不到4点太阳就落山。人长时间处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裹在厚重的衣服里，语言和思维都像是被冻住了，一切都有点缓慢。这缓慢有点丧，突然爆发又极有力量，那是《东北虎》里语言和人物性格的精髓。

在现场拍戏时，耿军尤为看中演员语言和动作的节奏。有时，马丽演完一场戏用了16秒，耿军会把她叫过来，悄悄说：“13秒最准确。”章宇回去再演两遍，节奏最好的那条果然是13秒。“要么怎么说电影叫雕刻时光呢？”耿军借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话说。

在东北的冬天，只要是个活物，走在街上都冒着蒸汽。猫猫狗狗的鼻子都湿乎乎的，让人想摸一把。人也一样，一进了屋，蒸汽化成水，也湿乎乎的。“就像地上的蘑菇，湿润的，圆乎乎的，特可爱、特憨。每个蘑菇看起来都差不多，一细看，都不一样。”耿军希望，他电影里的角色都是湿润的蘑菇，有点憨，像从卡通片里走出来的，“即便是坏人，也不过是株毒蘑菇，也挺可爱的”。

电影筹备和拍摄的那段日子，剧组的每场酒局章宇都没落下。这是性情使然，也是他走进人物和鹤岗的办法。耿军还记得，主创喝的第一顿酒，章宇很谦虚，跟刚哥、勇哥、宝鹤这些鹤岗土著说：“我这块肉就交给你们了，哥儿几个帮帮我。”那之后，章宇就每天和这帮人混在一起，戏里穿的衣服也不脱了。在人堆儿和酒堆儿里泡了一阵子后，整个脸都浮肿了，锐气弱了，中年人的疲惫感就有了。

马丽也收起了她最被大众认可的喜剧演法，变得缓慢、冷静，幽默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像极了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里的女人。

电影快拍完时，章宇跑到耿军身边问：“导演，我是蘑菇了？”耿军答：“对，你和他们一样，你们都是一堆儿里的蘑菇啦。”守着这堆儿蘑菇，耿军特高兴。

从鹤岗出发

电影里，徐东和美玲的房子是剧组在一栋干部家属楼里租来的。顶层，房间挺大，100多平方米。美术组重新粉刷布置了一通，拍完又给变回了原样。“失策了，不如买下来，也就8万块钱。”耿军调侃鹤岗的房价。

2018年底，《东北虎》剧组到鹤岗勘景，美术师随手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拍的是广告栏里的卖房广告。电影杀青时，这勘景照片又被他随手发在了朋友圈。美术师的好友里有个媒体人看到了，瞬间嗅到了“新闻”的气味。就这样，全国媒体蜂拥而至，“鹤岗房价500元/平方米”的讨论在网上大火了一把，这是鹤岗难得的“高光”时刻，尽管说不上好坏。

“据说，几个月的时间，鹤岗卖给外地人2000多套房子。”耿军说，爆出来的都是棚户区改造楼，政府不太愿意炒作这事，房管部门的LED滚动屏上打出的都是中高端商业地产的房价，三四千元一平方米，显得体面不少。

房价每平方米500块的鹤岗像是被经济社会抛弃了，但它在努力追赶，建了繁华的时代广场，有综合商圈，两家电影院，其中一家还叫“戛纳”。但这些都比不上市人民医院的人头攒动，那是“全鹤岗营业额最高的地方”。

总有人问，拍了那么多鹤岗，还能拍下去吗？耿军可不这么觉得。“能拍的还多着呢，戛纳和时代广场可能就出现在未来的电影里。”耿军说，每年回家过年，跟老家的朋友保持联系，那是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来源。

疫情期间，耿军在老家鹤岗困了四五个月。很多年没这么长时间和父母待在一起了，“差点处出感情”。冬天的鹤岗暖气烧得狠，屋里二十五六摄氏度，待久了，人燥热。每天的《新闻联播》像是放风哨，音乐一响，耿军就出门遛弯儿。鹤岗不大，绕着内环走上一圈，也不过消耗两小时。走热了，就再干掉两三瓶啤酒，这祛火降温的法子被耿军父母视作“酗酒”。

早几年，一回鹤岗，耿军就和固定的那拨人厮混，不太愿意凑同学聚会的热闹。大家年龄差不多，但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不同，聊起天来像两代人。这两年，耿军变了，同学也变了。“进入了一种互不羡慕、互不干涉的状态，愤怒和愁眉苦脸的气氛都过去了。”耿军说，有人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打牌，人生到了中场，有点尘埃落定的意思，反而能坐下来聊聊天了。

过去这些年，学者、媒体、作家、影视圈都想探究东北的衰败，那里有经济规律、社会学价值，还有特有的颓丧美学。但所有目光都很难聚焦，除了情绪和状态，很难找到研究和讲述的抓手。“所以电影是直接的，表达情绪，展现状态，这是艺术能做到的。”耿军说。

他不想把自己和自己故事里的小人物放入某种历史和文化框架。“我只认我真正能感受到的情感和情绪。走在街上，买东西的时候，身边人的气息、语言和状态，那些东西是我在乎的；我爸、我妈，我的这帮同学是个什么样，这对我是有意义的。至于那些描述东北的大词儿、小词儿，我都不在乎。”

耿军电影里那些演员曾经是鹤岗最普通的年轻人，现在是鹤岗最普通的中年人。不拍耿军的戏时，小二还待在家里，刚哥还在学校做宿管老师，勇哥在残联工作，袁利国在双鸭山的一所中学里教音乐，宝鹤在鹤岗开了个公务员培训学校，疫情期间过得不容易。随着耿军的电影越拍越好，他们在各自的地盘都更有面子了，跟领导请假也有了交代。这大概是作品拿到更多奖项，尤其是拿到上海电影节最佳影片后最务实的福利之一。

《东北虎》的结尾独白也是耿军从记忆中打捞出来的。19岁时的徐东和动物园里那只19岁的东北虎，勾连了耿军的少年时代——小时候，他总生病，一病就发烧。轻一点的，来一串冰糖葫芦或者山楂罐头，再吃一盆鸡蛋羹就能好；重一点的，就得去医院打点滴；最重的时候，耿军和电影里的徐东一样，得靠妈妈连背带扛地送去医院。

绝望时，他们都怕自己会死掉。徐东的妈妈对他说：“未来可好了，我们一起挺过今天，未来可有意思了。”耿军的妈妈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徐东和耿军站在“未来”，回忆过去对当下的憧憬，其中自有暖意。但年根底下的鹤岗实在太冷了，这暖流凝固在电影的现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