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茜听过很多类似的叙述，他们都得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即美国的课堂充满了想象力，而中国的课堂抹杀了创造力。

在她看来，他们混淆了责任感、领导力和创造性的概念。

但同时，我们又给予他们很大的空间，让他们在不断的失败和尝试中寻找答案，认为这有助于开发他们的思维。

相比较而言，SAT成绩仅仅是美国大学众多录取标准中的一环，推荐函、平均成绩、社团经验、个人项目和社区服务等因素都在考虑之列。

西方教师形容她的孩子“开朗、热情以及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国教师则说这个孩子“调皮捣蛋，注意力不集中，经常通过提问扰乱课堂纪律”。

她引述洛杉矶梅勒小学校长路易斯·加里洛的观点来佐证这一做法：“对我而言，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必须具有一个能力，就是能够为孩子创造机会去寻找答案，并以多种方式将答案与实践相结合。”

过去执教时，南茜倾向于用启发的方式引导学生，甚至还鼓励学生们利用字母天马行空地创造不存于世的单词。

南茜想起在美国的课堂上，学生可以自由走动，加入任何小组，和搭档一起合作。老师会穿梭在各个小组之间，提醒他们要注意的重点。“我被老师对课堂的精心安排以及每个孩子跟一大组人清晰对话的能力所吸引。这近乎是一场表演，也使我的教学方法瞬间显得随意和不正式。”

南茜认为，教学调研小组是中国教育中的独特优势。同一科目的老师共享一间大的办公室，自由地互相旁听课程，以便讨论彼此的教学方式，共同设计教学程序。教研组还会组织老师进行跨校的交流，去到其他学校考察教学情况。实习老师在正式登上讲台之前，需要进行一次试讲，由大学指导员、高级教师和其他学校的老师会对他的试讲进行评估。一所学校的校长朱艳琴告诉南茜：“如果没有教研组，年轻教师就没法学会如何教学或如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相比之下，孔子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他的哲学观念留存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当有道德，人生须勤奋，学习以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