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实
01-21·阅读时长5分钟
故事开始于被战争摧毁的工业文明世界,旅行是逃离战火波及之地的方式。在摩洛哥一家咖啡馆,来自纽约知识分子阶层的两个男人正在翻看地图。在场的还有一位女性,是其中一位叫波特·莫斯比的男子的妻子,她的存在更像陪衬,观察着丈夫的兴趣和动作。自1939年以来,他们带着行李第一次跨越大西洋,撒哈拉沙漠是他们眼中尚未被西方文明完全污染的地方。正如丈夫所说:“所有事情都变得暗淡,每况愈下。但在这场瘟疫中,某些地方总能撑得比你以为的更久一些,比如撒哈拉。”
这片还带着原始野性的土地映照出的却是纽约文化人自知却无法自洽的虚伪。在为填饱肚子和生存而斗争的当地人的注视下,波特审视自我:“他们”是一群被求生欲所支撑的劳动人民,只认钱,拿到钱只想换吃的;而“我”想用“苦难面前人人平等”来说服自己,却发现内心深处不承认这种不切实际伪装的说辞。这种不自觉的伪装弥漫在所有他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当旅馆的女仆对他说“生活即悲伤”时,他违心地应和“没错”;当摩尔人给他讲迷人的本地故事时,他假装深受触动,却只希望故事不要太长;在旅馆酒吧里,他旁观着餐桌边那些类似自动人偶或讽刺漫画角色的人物,有一点略带优越感的愉悦;在欧洲与美国旅行者之间,时常进行着评价阿拉伯人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是如此自然:“他们做惯了奴才,他们会奉承你,捧着你。但只要你一转身,他们马上就会冲向领事馆。”
这种试图融入却不自觉俯视的视角,以及对此完全自知的自我审视,都让故事表层的氛围扑朔迷离。这种扑朔迷离在旅途的偶遇事件中开始变得危险和令人不安:波特被当地人连哄带骗地带至夜间的帐篷中,与当地女孩一起喝茶、听故事。在原始神秘的氛围里,他直接的欲望被唤醒,而那个女孩利用他的欲望窃取了他的钱包。在他反抗的瞬间,潜伏在帐篷周围的人也露出杀机,他不得不落荒而逃。文明的面纱慢慢被掀开,一切逐渐变得赤裸:理性和文化造物的羁縻,与返祖的原始冲动之间,开始了斗争。这也让撒哈拉沙漠成为一面潜伏在文本下的道德镜子。最初,这面镜子充满波特的想象:“如果幸福真的还存在,那也只能是在别处:在俯瞰小巷的幽静房间中,猫儿在明亮的巷子里啃着骨头;在挂着苇帘的阴暗咖啡馆里,哈希什的烟雾混合着热茶氤氲的薄荷芳香;在码头上,在盐沼边缘的帐篷里,在群山背后的撒哈拉深处,在非洲广阔的土地上,但就是不在殖民地小房间里。在这里,与欧洲的每次牵绊都不过是对幸福的玷污。”随着他们的旅行深入撒哈拉沙漠,这面镜子也将变得支离破碎。
故事的关键转折点是波特的护照被盗事件。这件事的发生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波特在离开房间浴室时没有锁上门,等他回到房间门口,发现客栈老板正站在门外,通知他午餐准备好了。在这之后他发现,护照不见了。他想尽办法却无法找回护照,这是他身份丧失的开始。他感到自己“死了一半”,与妻子姬特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随着深入沙漠,撒哈拉的地平线变得锋利起来。受到打击的波特接着又生了重病,刚开始试图照顾他的姬特在原始、恶劣又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渐渐变得力不从心。她的食物要依靠阿拉伯人的施舍,不得不在饿得要命的情况下吞咽平时难以下咽的食物:油炸内脏、用橄榄油煎过的木梨、硬得硌牙的面包……卡车之旅在山谷中也变得颠簸,恐惧开始逐渐笼罩她。在尼尔阿加正流行的脑膜炎很可能也侵入了她的身体,这让她更加恐慌,不知道一直发烧发冷的波特是否也是因为病毒而倒下。
她感到自己实在难以负担虚弱的波特:“不管是什么病毒,他早就得了病,无论我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最后的结果。”他们对彼此关系的信念开始被颠覆。美国作家托拜厄斯·沃尔夫写道:“故事主角波特·莫斯比和他的妻子姬特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流亡者:这对夫妇在物质上丰裕富足,精神上却无所皈依,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或者说家乡的每一个角落——都无法让他们感觉安全,这是战争带来的浩劫造成的后果。……他们决定在北非游荡,但这却是个错误的选择。在寂静空旷的沙漠和天空中,强烈的与世隔绝感摧毁了他们的自我认知。”
怀疑是背叛的序曲。他们开始在所有方面背叛彼此,直至背叛成为一种本能。姬特抛弃了生命垂危的波特,男主角波特·莫斯比在故事里因流行热病而丧命。他的原型正是保罗·鲍尔斯本人:这位纽约知识分子厌倦了自己周围的一切,决定逃亡到偏远的角落,成功逃离了文明的现代生活中的一切附庸之物。然而,这场逃离却是一场梦魇般的夺命之路。
在此之后,波特的妻子姬特成为故事的核心,一切都将取决于姬特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做的事情。那种在不堪重负时不必负责任、不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作决定的念头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快乐。“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呢?”当她在无尽的沙漠中游荡时,她这样想。“她正奋力抵触自身的存在。她所想做的不过是照常吃饭睡觉,然后顺从地迎接征兆的降临。”她能想到的最严厉的惩罚是什么?“他们会强迫她站在一面大镜子前,对她说:‘看啊!’……黑色的梦境将会被打碎,恐怖之光将会源源不断地照进来……”虽然姬特的堕落源自于心理与精神上的创伤,然而,这种对责任的逃避只是进一步摧毁了她的自我认知。
接着,姬特为了获得基本的保障生存下去,自愿成了阿拉伯商人贝尔卡西姆的小妾,在绝对的臣服中,她找到了“无须思考的满足,一种她很快就视为理所当然的状态,接着就像毒品一样,再也离不开它”。贝尔卡西姆对她失去兴趣以后,姬特离开了他的家,去寻找另一个像他一样的男人。她觉得“只要和贝尔卡西姆有任何一点儿相似之处的造物都能像贝尔卡西姆一样令她愉悦”。
只要有人能主宰她,姬特毫不在意对方的身份,因为她只能在被主宰中找到自己。她的冒险变得越来越出人意料:当所有理性崩坏,她开始如行尸走肉般游荡。如美国作家田纳西·威廉斯所总结的:“这样的释放来得如此彻底、如此极端,但追求释放的天性正是来自文明的禁锢。姬特习得的矜持与羞怯被层层剥开,暴露出最原始的天性,最终令她无法承受。”她的自我认知与他们刚来到摩洛哥时的自我认知已完全颠覆,她的形象成为她的欧美同伴们曾打量审视过的土著人的形象。法国殖民当局最终找到她时,她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对自己的名字也毫无反应。
托拜厄斯·沃尔夫写道:“这个故事暗藏着一种非现实的恐惧。它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迫使我们直面现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声音,告诉你拒绝责任、拒绝选择的劳苦将带来莫大的自由,哪怕正是那些选择造就了今日的你。渴求随波逐流的’无需思考的满足’并不新鲜,但要满足这种欲望,我们现代人有无数种方法……还有宿命论心理学和社会学孜孜不倦地告诉你,自由意志完全就是文化强加于你的幻觉。这些东西侵蚀着个人的价值感,我们节节败退的抵抗是我们这个时代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出戏剧。”《遮蔽的天空》冷静而中立地描绘了人类意志走向投降的每一步,而这种投降深刻破坏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波特与姬特的爱情与婚姻关系。这是对历史上人类精神所经历的一个关键时刻的描写,而这个时刻也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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