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胤亨

（插图：stano）

约定

2016年底，我与谢慧茹已结婚六年，在北京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那时都三十来岁，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各自的事业都到了一个瓶颈期。我所在的外资企业过了高速增长阶段，职业生涯一时看不到上升空间，就萌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谢慧茹在一家金融机构的非核心部门工作，是个搁置关系户与闲散人员的地方，她竞聘了几次关键业务岗，名次虽然靠前，最后却始终没轮到她。我们俩那时约定一起求变：我想去加拿大闯一闯，如果能开辟一片天地并扎根下来，就把她和孩子接过去生活；她留在北京，这份稳定的工作虽一时缺少生气，但时下是家庭的稳定器，在我打拼的不确定时期，是一份收入来源，也是我倘若闯荡失败的一条退路。

初到加拿大，温哥华是我落脚的第一个城市。刚开始找不到很满意的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在奢侈品店搬货，利用工作便利做一点国内的奢侈品代购，给邻居犁草坪和遛狗……凡是能做的零工我都找来做。我带了3万多美元的储蓄来这边开创生活，第一年的几份工作却还是难以维持温哥华的昂贵房租和生活成本，一年下来，花出去的比挣的只多不少。这一年家庭的开支主要靠谢慧茹在维持。她是北京人，孩子出生后父母来我们这边住，帮着带娃做家务，给她的生活很多保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还着房贷，日子波澜不惊，也很不容易。我们俩通过网络电话和视频，无话不谈，我讲在温哥华的华人圈见闻和加拿大的新鲜生活，她吐槽办公室里阿姨大妈们的闲话和职场上的闹心事儿，孩子也在一点点长大。那时，我俩所期盼的生活虽不明确，但都朝向同一个方向。2017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我飞回北京，陪孩子尽情玩儿，和谢慧茹的相处也格外珍惜，像要把失去的相聚时间全部弥补回来。

转眼一年过去，2018年，我在温哥华的生活显得捉襟见肘起来，存款眼见着快要枯竭，看样子得准备打道回府。我投出了上千份简历，什么都愿意干，甚至连去阿拉斯加修公路的活儿也投了简历。但这种体力劳动有明确的体格要求，得能连续举60磅重的杠铃20下，并非我所能胜任。我参加了密集轰炸式的一轮轮面试，之后大多杳无音信。直到11月份，我终于接到一家安大略省的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这家公司的业务与我在国内的外企所做的业务有关联之处，老板说很喜欢我，但与我最终竞争的另外一个人有财务背景，与我的工程背景相比，公司更急需的是财务背景，对方让我等等看，或许也会有我的机会。我专门给加拿大的朋友打电话，询问“喜欢”在加拿大的语境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分量。朋友建议我，既然打电话过来了，就不是客套话而已。我决定抓住这个救命稻草般的机会，回复老板说，我感到与公司很投缘，即使现在不能聘用，我也愿意过来做一段时间实际工作试一试，至少先见见面。我立即辞掉了奢侈品店的工作，退掉了温哥华的房子，收拾好行李，告别了那里的朋友，驱车6800公里，在雪中驾驶了三天三夜，前往安大略省那家公司所在的小城。这次长途奔袭是我在加拿大生活的转折点，在山穷水尽不得不准备回国的十字路口，我为自己搏得了一个命运出口。

这一年，谢慧茹的工作也出现了一线转机。她所在的金融机构换了新领导，有意提拔一批年轻人。她再一次竞聘，成功从闲职部门调到了业务更核心的个人金融部，开始接触到公司更重要的工作，她变得忙碌起来，收入也有了可观的增长。她依然会像以前一样把自己做好的方案、PPT和讲稿先发给我看看，我会根据自己的职场经验给她提一些意见，给一些初步修改意见。遇到生活里的问题，她依然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我求助，在路上遇到了撞车、追尾这样的意外情况，我可以通过电话在世界的另一端安抚她，指导她如何给交警打电话和报险。有一些时候，她的确希望我能离她更近一些，在她身边。有无数个孩子成长过程里的微小事件，发烧住院、幼儿园家长会、生日派对，她加班时有人按时去接孩子放学……这些不足为人道的日常细节，我都没有参与。在孩子的生活中我缺席了，但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努力为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一年，谢慧茹的父母分别做了一个不算小的手术，这两个手术让她意识到，父母开始变老了。

年底，我在圣诞节假期回国，和谢慧茹依然无话不谈。一起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她大多数时候在不断接电话，一路可以接二十来个，作为业务骨干，她领导下的业务员各种大小问题都汇集到她这里。我也很忙，在公司开始独当一面，项目很多，不断出差，同时在圈内逐渐积累的声誉给我源源不断地带来兼职的“私活儿”。在这份充满希望的忙碌中，谢慧茹的心态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吧，她不是一个很愿意直接袒露心迹的人，我俩都默契地避开了去明确讨论今后家庭团聚的方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只是讲自己身边发生的各种事和围绕着自己的各种人，但对于“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或者“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样的问题，我们俩都缄默着，并未问出口。毕竟，我们的生活都有了起色，只能任由被各自的生活赶着走。

伊朗电影《一次别离》（2011）剧照。影片通过展现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探讨了伊朗社会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裂变

行远

2018年冬天，我开着没有雪地胎的车一路向南经美国绕行，走I84州际公路，经过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这些人迹罕至的州，开进加拿大境内的安大略省小城。我开始去小城的那家公司上班，最先挂靠在一位同事的公司下面。干了大半年后，有一次财务总监提出，他感到项目月结和手工调账这个流程不是很合理，但又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就问我是否可能实现财务流程的自动化。之前作为我的竞争对手被正式招聘进来的那个加拿大人对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决定自己来做。我在国内外企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资源为我提供了很多咨询信息，加上仔细研究了一番加拿大和美国的财务准则和税法，我全面梳理了这个操作流程的来龙去脉，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财务总监对此半信半疑，但还是在一个项目中试运行了一下，发现能够将结算时间减少到15天甚至7天，就在公司推广开来。这件事以后，没有财务背景的我获得了财务总监的信任，很多事都来找我解决，我也顺利留在了公司。2019年，我在公司所在的小城贷款买下了一幢有7个房间的房子，开始在加拿大站稳脚跟。

这也是谢慧茹的“上升期”。她被借调到公司总部历练了一段时间，两年后被调到一个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她对这份国有企业的工作越来越适应，找到了得心应手的感觉。有了上升轨道，她的心思都扑在了公司的事业上。虽然我买好了房子，想把他们母子俩接到加拿大来，她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有点不置可否。她自己人生的动力此刻应该从别的方向而来吧。回想起来，我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全程并未征求过她的意见，径直买下了一栋自己喜欢的，像是寄存了自己单方面对家庭生活的想象。她却不再像两年前生活停滞时那样向往加拿大的异国生活，如今她更想留在北京，这里是她的故乡，也是她父母的故乡。孩子上了北京第一梯队的公立小学，在一片“内卷”声中，成长得还算健康顺遂。她眼见着自己的父母越来越需要她在身边照顾，挣的钱也已让她不必再把家庭财务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的收入已完全可以独立供养北京房子的房贷，她也从未要求过我来分担这笔款项。我们俩都变得很独立，独立到彼此谁也不需要谁的地步；或许这是一种成长，但它的代价是，随着相互依靠的羁绊与纠缠的消失，情感也随之淡漠。

我们两个人开始角力。2019年至2020年，我们一边各自往上走，我一边暗自希望她发展得不要太好，暗自想胜过她一筹，这样好让她来投奔我在加拿大创下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把她稳稳系在北京的力量胜过了我形单影只在加拿大落脚下来的力量。我不是北京人，北京对我来说没有故乡的羁绊，自我从外地来北京安家起，我就是漂泊者，这和我从北京去加拿大安家是一样的。加拿大的朋友都说，我就像野草一样，可以顽强地在任意遥远的角落旺盛生长。谢慧茹的根系却牢固得多，不仅是亲情，北京的水土和生活方式她天生就很习惯，哪怕是偶尔抱怨，也如她的呼吸一样自然。有一些氛围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我过去有很多她原来公司同事的微信，不过，从某个时候开始，她让我发关于加拿大的照片时要注意屏蔽掉她的同事们，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对她来说，在去加拿大和自己的事业之间，终究需要做出取舍。

我也曾试图做出妥协。2020年至2021年，我曾申请过回国待一段时间，也得到了加拿大公司远程工作的允许。我在国内找了一份白天上班的工作，试图重新适应国内的环境，夜里则处理加拿大公司的事务。也是在国内的这几个月，我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还是加拿大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公司里人与人之间界限分明，没有人操心别人的私事，上班时一起做事，下班后谁也不会联系谁，也没有诸多的名头与职级，人际关系更加简单。加拿大人可能更加原子化，彼此的关系维持着表面友好，没有深刻的羁绊与纠葛，但也互不干涉；我的办公室里有谈了一辈子恋爱都未结过婚的人，有变性人，也有从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人，但大家都相安无事，没有人会受到其他人的评判。我已很难适应国内的人际关系。我把这种烦恼告诉她，她只觉得我太矫情。她也有很多人际关系的烦恼，但逐渐地，她已学会一边倾诉烦恼，一边乐在其中。

2021年，我正式加入加拿大国籍。在宣誓的那一刻，我感到巨大如潮的过往正离我远去，我心里有个声音告诉自己，“再也回不去了”。我热爱自己在加拿大白手起家所创造的生活，与这个国家的情感纽带也越来越紧密。安大略的小城只有20万人，安宁、寂静。我在偌大别墅的每个房间里都放了一张床，轮流在不同房间过夜。寂寥时而会有，比如在房间里说话时空旷得都会有回音的时候，比如生病的时候。但我的生活很充盈，这种寂寥只是偶尔掠过又转瞬即逝的一点小情绪。我很适应孤独，在房前的花园里四季耕作。夏季是烧烤季，我常会在傍晚烧烤完毕的时候坐在花园里乘凉，那种凉爽开阔的感觉就像归宿，我有时会给谢慧茹打一个电话，与她分享此刻的惬意。她则会和一直以来一样，和我聊当天发生的琐事、邻里的八卦、同事的恋情和职场的烦恼。我们俩都是比较理性的人，生活充塞着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表都填得满满的，赶着我们只管往前走，没有闲心去伤感，没有若有所失的感慨。五年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我们俩的聊天一直亲密而百无禁忌。可疏离的渗透有时漫不经心，直至扩散至我们生活的全部缝隙。

疫情三年，我还是每年按时回国，即使这个过程有时变得很烦琐漫长。可是，与谢慧茹的相聚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例行公事。我们没有吵过什么架，也从未有过原则上的矛盾，更没有什么一地鸡毛的琐事磨损我们的情感；可是在这个期间，我们都感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了，有些一直悬置的问题必须得有一个解决的期限，“离婚”这个词开始浮现在我们的脑中。也是在疫情防控期间，谢慧茹遇到诸如交通状况这样的意外时，她第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不再是我，而是与她朝夕相处的父亲。她越来越少地求助于我，从我的角度看起来，完全独立，不再依赖于我。2022年，我在回国时向她摊了牌。我打破了一直以来默契的缄默，向谢慧茹直言，她可以辞去工作带孩子来加拿大生活和上学，我可以向他们提供有保障、有质量的生活。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我准备好了，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你们来加拿大吗？什么时候来？”谢慧茹也终于向我坦白，她不准备再去加拿大，就像我舍不下自己一手创造的生活一样，她也舍不下自己这些年在北京奋斗出来的生活，和家里老人也越来越离不开彼此。她对我说：“你如果回来，我这边也没有问题。”2022年11月，我们终于做了选择，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我将北京的一切都留给了谢慧茹，谢慧茹对我在加拿大的财产未提出任何要求。走出民政局时，她轻盈地说：“走，我们去吃火锅吧。”我们俩一起去吃了一顿饭，彼此并未表露出悲伤。

（文中王胤亨、谢慧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