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 改革开放探索者袁庚在深圳蛇口工业区（视觉中国供图）

“大不了，回到秦城去”

1981年底，蛇口工业区对外招商引资的数目为零。负责这项工作的梁鸿坤一筹莫展。根据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袁庚定下的门槛，工业区来料加工项目不引进，补偿贸易项目不引进，残旧机器设备不引进，不能处理的污染工业不引进，占用国内配额的项目不引进。而优质的投资项目则对刚从“文革”中苏醒的中国心存疑虑。整整一年，梁鸿坤和发展部全体员工不知道陪了多少拨客人造访蛇口。他们解释招商条例，说得口干舌燥，害怕招待不周，还特地从香港茶餐厅买来15港元一份的盒饭给客人做午餐。可是客人一回香港便杳无音讯。袁庚来找梁鸿坤。梁不知道如何面对，只好装睡。“没有人来投资，工厂办不了，追究下来，我会负总责的。”梁鸿坤没想到，他会这样说，“大不了，回到秦城去。”1968年到1973年，袁庚曾经被诬陷为“美国特务”，在秦城监狱一待就是5年。

1978年，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问当时在交通部负责外事局工作的袁庚：“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那一年袁庚61岁。他领导过东江纵队，参加过济南战役和淮海大战，1949年后又转战在外交战线，出生入死多年，本已在考虑退休养老。可是听到“打开局面”几个字，袁庚当即答应下来，立刻动身去香港考察。3个月后，同年10月，他拿出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提出“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24字方针。又过了3个月，1979年1月31日大年初四，袁庚将一张地图摊开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办公桌上：“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李先念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买船、建港，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

回到历史的现场，在计划经济的中国，由一家企业来建设一个工业区，何其艰难。

2018年深圳市蛇口夜景（视觉中国供图）

“蛇口的苍蝇，南头的蚊，又大又狠吓死人。”蛇口所在的南头半岛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1978年，蛇口是一片荒滩，以泅海逃港的出发地闻名。工业区建设伊始，第一批员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滩涂上400多具逃港者的尸体。袁庚后来回忆：“没有几个人相信这里能建成现代化的港口城市。”

工业区建设，任何一件小事都事关改革，而真刀真枪的改革都事关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新洗牌。袁庚既要给有关部门陪笑脸，疏通上下关系，又要把握工业区建设的大原则。蛇口没有通讯，外商打长途电话得跑回香港，袁庚专程带人去邮电部申请专线电话。在会议上，权威人士轮番轰炸：“邮电是国家专控行业，关系国家安全，你们一个企业怎么能办通讯？”“蛇口？连名字都没听过就想申请专线电话！”袁庚反复解释什么叫“投资环境”，请对方考虑特区情况，给予通融。一番争论过后，对方提出了方案：由招商局出资，邮电部派人建微波站。机楼以及职工宿舍，交给邮电部管理。谈到这里，袁庚拒绝了：“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这样的方案，假如我们同意了，必然是走旧路，花那么多的钱，办成一个小小的通讯站，结果办成小而全的官僚主义企业，谁也无法进行有效管理，这和蛇口工业区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他转而向中央汇报，坚持招商局投资、招商局管理。一次不行，就再请示，再汇报。1981年8月13日，蛇口通讯微波站竣工，这是国内首个由企业以商办的形式建成的新式商用通讯系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是经济改革的方向尚未有定论。走在改革的一线，每个动作都会饱受非议。当时，有些单位把对外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甚至在谈判桌上设置“前沿政委”。袁庚身处香港与外商亲密接触，很快成了众矢之的。对他“里通外国”的检举揭发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孙绍先是交通部基本建设司的技术骨干，1981年夏天正式调入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程师室副主任、总工程师。2005年，他接受《袁庚传》作者涂俏的访谈，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秘密调查过袁庚。到今天都没有说过，不知道他现在知不知道？”他之所以坦白，“是想让年轻人知道，袁庚能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

袁庚、蛇口、经济特区在政治上的压力究竟有多大？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座谈纪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13号》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位领导在座谈会上特地指出，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稀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

“回到秦城去”不是玩笑。1982年10月，蛇口工业区第一期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学。在那场开学典礼上，袁庚把培训班称作蛇口工业区的“黄埔军校”。他这样鼓励这些为蛇口赌上前途的人们：“孙中山先生曾在黄埔军校门前写过‘不革命者不入此门’，我们这里是‘不改革者不入此门’。”这枚改革开放的过河卒子，拿定了永不回头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