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范薇）

直到如今，很多人对家暴的认知依然相当粗浅。家暴会在伴侣关系一开始就发生吗？什么样的人容易成为施暴者？哪些地方的家暴特别严重？家暴发生的频率是怎样的？有判断家暴的金标准吗？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无法确定。

因为家暴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直到如今，全世界关于家暴的统计都不精确。而在中国，因为家庭观念与人情社会的捆绑，受害者尤其难以开口向外界求助。不光司法救助不足，甚至当反家暴工作者想要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庇护所、资金支持和社会服务时，首要难题竟然是，如何找到需要帮助的人？而针对施暴者的研究和矫治，至今仍然是空白。

这意味着中国少有家暴吗？事实显然并不如此。全国妇联曾做过两次大型抽样研究，2000年的结果显示，全国29.4%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2010年的调查则发现，婚姻生活中，24.7%的女性遭受过各种形式的家暴，其中5.5%涉及明确的肢体暴力。

家暴和普通暴力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根植于亲密关系之中。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科在对数百名受暴女性进行研究后发现，很多经受家暴的妇女会因为习得性无助，变得难以离开受害人，她把这种特殊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这一症状出现的根源是，家暴双方常常处于关系循环周期，在暴力爆发后，会进入平静期甚至甜蜜期，随后逐渐紧张，直至暴力再次爆发。这样的关系里，总是掺杂着暴力、悔恨、原谅、希望等各种复杂的因素。

正是因为家暴与普通暴力的差异性，使得很多人试图阻止家暴时，很难进行专业的判断和处置。家暴真的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吗？什么样的家暴具有紧迫的危险性？为什么有的人在分手或离婚后，又主动回到施暴者身边？为什么欧美国家要在《反家庭暴力法》中提示，“掐脖子”这类动作要特殊处理？

在进行了10年的反家暴工作后，湖南警察学院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所长欧阳艳文说，反家暴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这点在中国才起步不久。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摸索出了一些可贵的反家暴经验，比如《反家庭暴力法》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告诫制度。按照立法初衷，家暴告诫书主要是向情节比较轻微、无法进行行政处罚的施暴者发出的。让人意外的是，因为告诫书来自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它比来自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可能更有震慑效果，它还能在后续司法程序中成为家暴发生的证据，降低当事人的举证难度。因此，欧阳艳文如今在做反家暴培训时会建议，即使针对情节比较严重的家暴案件，同样也可以出具告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