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维奇奥宫的“五百人大厅”，右边墙壁原本绘制着达·芬奇的《安吉利亚之战》和米开朗基罗的《卡辛纳之战》

摄影/蔡小川

这里本该是杰作

站在佛罗伦萨维齐奥宫大厅的二楼走廊，向下看，这个被称为“五百人大厅”的主体长54米，宽23米，高18米，是当时最大的公共空间之一，天顶、立面的壁画和金饰铺满双眼。

我想象着，右手边的整面墙体上，并列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分别绘制的大型壁画，在16世纪初的几年，吸引着人们前来朝圣。如果“五百人大厅”壁画像当初佛罗伦萨执政者们委托时的设想一样，或许如今它会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一面墙。当时，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已画完十来年，人生过了大半，所到之处都受人簇拥，他从米兰再次搬回佛罗伦萨居住；米开朗基罗还没有开始画现在位于梵蒂冈的西斯廷天顶画和《最后的审判》，但《大卫》已让他明耀四方，成为美第奇家族力捧的当红艺术家。

然而，这两幅画止于未完成，并最终被现在的壁画覆盖。52岁的达·芬奇和29岁的米开朗基罗只留下了一段大师对决的传说，并由于画法的不同，分别将艺术史的发展导向了两条路径——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

为了纪念达·芬奇去世500周年，威尼斯的学院美术馆正在展出一批他的手稿，除了难得示人的镇馆之宝《维特鲁威人》之外，几幅战争场面的素描草图挂在一起，恰好勾勒出1504年达·芬奇这幅《安吉里亚之战》壁画的残损面貌。

都灵皇家美术馆门前的杂耍表演，美术馆里正在展出达·芬奇的《老者画像》

安吉里亚之战发生在1440年，战争双方是佛罗伦萨人和米兰人。这不是一场大战，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提及过，说只死了一个人，而且是意外坠马而死。但达·芬奇不在意史实，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画一个惊心动魄、气势澎湃的战争场面，要知道，在此之前他虽然在手稿中设计过无数战事装备，也研习过战士与战马的完美动势，但他从未画过一幅正式的战争题材作品。

1490年，达·芬奇就在手稿中写道：“你首先画炮火、马匹和士兵战斗时卷起的滚滚烟尘，密集的箭矢四处乱飞，火枪手的子弹划过一道道烟火，跌倒在血泊中的士兵四周是泥泞的土地。你可以看得见战马和士兵践踏的痕迹，马拖拽着它死去的主人，在灰尘和血泊中，尸横遍野。”他接着描述细节：“战败者面容惨败，显得很疲惫，眉头紧锁，额头布满痛苦的皱纹，溃退的军士吼叫着，张大着嘴巴。在战士脚边画上各种武器——折断的盾牌、矛、剑把等等……千万注意，画面中没有一处地方是没被践踏和沾上血迹的。”

他早就在构思如何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这是画《蒙娜丽莎》的达·芬奇的另一面，也是当时很多画家即使是画战争也多会避讳的场景。

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高级研究员瓦莱丽娅·波莱托（Valeria Poletto）展示了几份以手稿局部拼凑出的《安吉里亚之战》构图，6组团簇式的人物，线条松弛，大量曲线的运用与达·芬奇画机械插图的审慎方式完全不同；中心画面是交战双方争夺战旗的瞬间，人和马纠缠在一起，就像他的文字描述那样，混乱而惨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亲眼见过这幅画，他在为达·芬奇写的传记中这样称赞：“这是一幅相当出色的巨作，他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战争中人与马的愤怒、狂野及仇恨。”

但是，达·芬奇没画完。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授卡罗·韦切（Carlo Vecce）致力于通过手稿的研究来撰写达·芬奇传记，他向我讲述了达·芬奇最终放弃《安吉里亚之战》的客观原因：“他总喜欢尝试新的绘画技法，《最后的晚餐》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湿壁画画法；《安吉里亚之战》是另一种，他想用古罗马壁画的某些技巧来作画，最关键的一步是在灰泥上染色后，用火燎一下以固色。”如今我们已很难想象这种技法，火的位置、大小、燃烧时间难以把握，达·芬奇也并不擅长，他失败了。瓦萨里记载道：“画还没有完工，先前上的颜料已开始剥落，整幅画被弄得面目全非。”

在创作《安吉里亚之战》期间，达·芬奇还经历了一个重大打击，父亲去世。他很少在笔记本里写私事，但对父亲离世的记录出现过两次：“1504年7月9日，星期三，7点。”

与此同时，米开朗基罗也正在绘制自己的壁画草图。他要画的是《卡辛纳之战》，一场发生在1364年佛罗伦萨人打败比萨人的战争。根据米开朗基罗的追随者达·桑加罗（Bastiano da Sangallo）后来临摹的草图来看，米开朗基罗将对裸体的表现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几乎不留一点空白，他画的是战争即将打响时一群河边出浴的战士。没有战争的残酷性，取而代之的是健硕男子的力与美。他也不在乎战争的史实，只在乎人体美。他也没画完，只停留在了草图阶段。因为更大的订单抛来，教皇尤利乌斯要米开朗基罗为他修筑坟墓，并绘制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米开朗基罗离开佛罗伦萨，动身去了罗马。

巅峰对决就这样无疾而终了。站在现在这幅替代的样式主义壁画面前，还是有些失落，它原本应该更伟大。

米兰的达·芬奇雕像，位于斯卡拉歌剧院门口的小广场上

大师的角力

从维齐奥宫走出来，站在领主广场上回看，19世纪翻制的《大卫》雕塑守在殿门左边（原作在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右侧是巴托洛米奥的海神雕塑，左侧是多纳泰罗的《犹滴杀死荷罗孚尼》；前方的佣兵长廊里，切利尼的《珀耳修斯砍下美杜莎首级》青铜雕像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有詹波隆的《强掳萨宾妇女》，更多古希腊、罗马雕塑分列在后侧；由维齐奥宫和佣兵长廊之间的道路向南，看到排队的人流，就是乌菲齐美术馆了。

至此，文艺复兴的图景缓缓拉开。佛罗伦萨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藏着某个文艺复兴的秘密——在教堂不起眼的地面上看到很小一块地砖墓，是波提切利的；或者转角一户藏匿在楼舍间的房子，是但丁的故居。

为什么在15、16世纪的佛罗伦萨，可以产生一个无法超越的文艺复兴时代？为什么在这个群才齐聚的时代，诞生了达·芬奇这样一个无法超越的人？为什么达·芬奇有这么多古怪想法，他的能量从何而来？为什么他能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艺术家？站在佛罗伦萨的每一个街头，被游客人群推搡着前进时，这些问题都会跳出来，而每次我都会想到不同的理由。

竞赛是文艺复兴人喜欢的方式，被看作是公平的实力较量，委托人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诞生最好的作品。早期文艺复兴在艺术上的爆发，便始于1401年圣母百花大教堂洗礼堂的“铜门竞赛”，而后大教堂最终封顶也由一场“穹顶竞赛”决定，这两场竞赛成就了两位雕塑和建筑领域的大师——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和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