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说的是，2020年不仅是美军开始真正落实“大国竞争”战略规划的“关键年”，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第一阶段国防与军队改革目标的“规划收官年”。考虑到美国已经把对中国发动“贸易持久战”作为其实施“大国竞争”战略一部分的这个现实，如果中国能依靠自身的发展潜力完成好“十三五”规划为国防与军队改革设定的目标，事实上也是为中国下一步掌握打赢“贸易持久战”的战略主动权在做铺垫。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把2020～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机遇期”押在美国再打一次“海湾战争”上。

财年（偶数年）前的16个月。如果按这个惯例推算，2020财年应是美军方开始真正落实“大国竞争”战略的“关键年”。

说到两个“依据”，还要从美军方落实“大国竞争”战略的流程说起。自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依法在其任职的第一年推出了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后，国防部和参联会在2018年1月19日及随后相继推出了《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后者因大部分属机密未公布）。那么如何将这些指导性文件在各军种中贯彻使各军种从反恐作战为主转向与大国进行高强度对抗为主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走PPBE（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的流程。简单说，“规划”就是制定满足未来需要的规划；“计划”就是根据需求制定分配资源的计划；“预算与执行”是确定花钱数额和具体怎么花钱。按五角大楼的惯例，规划制定的起始点应是特定财

自《纽约时报》5月13日爆料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要求国防部拟定向中东派遣12万美军以对抗伊朗计划后，美主流媒体对博尔顿在伊朗政策上“操控”特朗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后虽然特朗普一边向伊朗发出“谈判信息”一边否认被博尔顿“操控”，但我身边的朋友们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能听信博尔顿主张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上。对此我有两个提出质疑的“依据”。一是《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即博尔顿是在2018年4月进入白宫的，因此并没有参与特朗普政府“大国竞争”战略的制定；二是《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观点：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没有军事背景，无法像他的前任防长马蒂斯那样向特朗普提供与总统其他顾问意见相

后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