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德林学院的餐厅

初识牛津：莫德林学院的时空

到达牛津的第一个夜晚，住在莫德林学院的宿舍楼里。从高街下车，走几步路，就是学院的门房。门房拿出一本手写的日历，翻了若干页，找到名字，名字后面用铅笔划了一道跨了5天日历方格的横线，标识我在这里住的日期。“古旧做派”，我想。他递给我两把钥匙，分别开楼门和房间门。沿着小径，在幽微的路灯下，经过古老的礼拜堂与哥特式钟塔，穿过莫德林桥，宿舍就在查威尔河畔了，恍然感觉穿梭进另一条时间的河流，一时说不清它的古老年代。

宿舍楼走廊两侧是若干单人房，一层楼共用盥洗间和浴室。十几平方米的单人间，有一张窄床，书桌衣柜茶几沙发虽小，一应俱全。做清洁的阿姨每天打扫，换上新的床单，再给茶几上的茶盘里换上新的咖啡包和茶包，搁上一袋饼干。这对大学生来说已够奢侈，却远不及当年更奢侈的牛津宿舍。20世纪30年代留学牛津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写道：“我住在楼厅上的一个套间，有一间很大的书房、一间卧室，还有一间餐具室，供仆人居住及做盥洗之用，但是没有浴室。每天早晨我得穿过四边形的院子跑到公共浴室去洗澡。每个大学生都有一名仆人，称作他的‘侍从’。我的侍从是一位个头矮矮的中年男子，名叫霍华德。他对我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他。他把我的衣服及时地拿出去浆洗，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时，他就把我的皮靴擦亮了，把我该穿的衣服备齐、烫平，给我送来热水，供我洗脸、剃须。如果我要在住处招待朋友吃早饭、午饭或晚饭，他就替我订菜。”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没有侍从了。

半夜醒来，窗外，河对岸的莫德林学院钟楼敲响了钟声。钟楼高耸入黑夜里，影影绰绰，如梦似幻，也许戴着尖顶帽的女巫会趁人不注意，乘着她的扫帚穿越塔顶。楼下传来两个宿醉的年轻人的夜半高歌声，不知在哪家牛津小酒馆喝多了。待到清晨，目光可以在晨曦的泽被下跨过窗前的查威尔河和绿得要流出水彩来的浸水草甸，与那15世纪的大钟塔再次交汇。中世纪精神栖息在哥特式的精雕细琢里，它不仅的确如奥斯卡·王尔德所描述的那样金光闪闪，而且还因为一代代牛津人迷醉在它的梦幻尖塔里的诗吟，具有了灵性的神韵。窗边，郁郁葱葱的树叶正铺天盖地繁茂着，有几只富态的鸟儿在枝头歇脚，颤悠悠的，真担心它们一不留神踩滑摔下树去。

一个有点阴郁的下午，我们穿过那扇狭窄的哥特式拱门，进入到墙里莫德林学院的内部世界。莫德林是牛津地理规模最大的学院，有超过100英亩土地，包括几片浸水草甸、大花园、沿河漫长蜿蜒的小径，甚至还有一个鹿园，这些都是学院的财富。牛津一直将学院视为其引以为傲的传统，非常珍视。这些学院曾是不同时期在牛津落脚的学术机构，与我们古代的书院有点像，后来就构成了牛津联邦王国的一个个自治领地。比如，莫德林学院是15世纪由温彻斯特主教兼英格兰大法官威廉·温弗利特创办的，更老的默顿学院12世纪就有了，崭新如婴儿的沃尔夫森学院则建于20世纪。对一个过于时髦的牛津局外人来讲，学院倒显得更像个起居社交之地，在学术上却与院系的功能有诸多重合（牛津学生既在系里学习专业课，也在学院里接受此专业的辅导），让大学组织显得复杂臃肿，财政上也是多余的负担。崇古的牛津人则将其视为漫长历史自然繁衍出来的复杂而精妙的生态系统，就像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创作与赐予一样，高于人的智慧与理解，必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哪怕财政上有丰俭交替，也要守护传统。

如梦似幻的牛津尖塔

穿过拱门，迎面而来的首先是圣约翰方庭。左右两边哥特式的石头建筑都在漫长的时间中变得有些斑驳。石墙的缝隙与坑坑洼洼里，盛放着15世纪和19世纪至今几百年的时光所留下的印渍。角落里有一座17世纪的文法会馆，经历了1828年火灾的劫难生存下来；正前方是院长寓所。从右侧的宫门进入方庭，奠基者之塔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仍然弥散着浓厚宗教气息的地方，耶稣基督与圣女玛丽·玛德琳的雕像就立在方庭前。奥斯卡·王尔德曾在这里的宿舍里住过，据说，这个文艺气质浓厚、家世卓越的美男子曾用丝绸铺满了他卧室的墙壁。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贵族约翰·拉斯金，并受到他审美观念的影响，成为一个惹眼的唯美主义者。19世纪的英国在王尔德的眼里是一个“阴沟里”的时代——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机械主义、工业化正席卷欧洲。而牛津仍是个他能“仰望星空”的地方。奥斯卡·王尔德所推崇的拉斐尔前派艺术反对机械论风格主义，崇尚拉斐尔时代以前的古典美，主张复古到15世纪，这也是那个进步时代在牛津留下印记最多的艺术派别，不少学院里都收藏着他们的绘画与壁画。

从奠基者之塔下方的门廊进入回廊，便来到小礼拜堂的门厅，装帧精美的拱形天花板上嵌有各式的百合浮雕。进入礼拜堂，左侧窗户嵌着中世纪制造的玻璃，描绘的是学院奠基者温弗利特。穿过沉重的橡木门进入礼拜堂的前庭，有一个19世纪蜡制的墓冢微型仿品和温弗利特父亲的石棺。牛津不少老学院的礼拜堂里都盛放着石棺（诗人雪莱的棺材就放在默顿学院的礼拜堂里），还有一些埋葬着牛津名人的墓地（比如霍利维尔公墓），这些纪念性装置很容易让人感到牛津城上空徘徊着拥挤的亡灵。这里还悬挂着一幅16世纪意大利画家蒋皮耶特利诺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经典描摹，这幅帆布油画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随时间流逝不断提高，是学院的宝贵财富。这里也是唱诗班咏唱宗教合唱的地方，他们每周都会有日常的练声与听讲。

出小礼拜堂右转，经过一排“一战”阵亡学院成员的纪念碑，进入一条15世纪所建的回廊，沿过道前行，来到一处石砌的阶梯。拾阶而上，便进入学院食堂。食堂可以用古典堂皇来形容，比起哈佛大学那富丽又势利的本科生食堂（食堂外还贴着“私人场所，外人免进”的标语，并有保卫把守），它的规模虽小很多，但毕竟服务的只是牛津众多学院中的一个学院。食堂四壁上挂着伊丽莎白一世和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的肖像画，遥想16世纪，学院接待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他就是在这里用膳的。食堂中央两侧的墙上则面对面摆放着两位莫德林校友——丹宁勋爵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半身像。一想到牛津的日常餐饮和学习常常都得在这些人沉默不语的注视下进行，不产生点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感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食堂里有几十张厚重的木桌，每张上面摆放着数个复古的台灯。位于食堂最里面的高桌是院长、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宾客就餐的席位，就像在讲台上吃饭一样，是牛津老学院科层秩序的体现。每逢正餐，学生们穿着西装，打着黑领带赴宴，导师们站在高桌前用拉丁文做祷告，工作人员依次端上前餐主菜甜点，在酒杯中盛上葡萄酒，充满了中世纪精神，也将贵族与精英意识熨烫进了每个牛津学生日常意识最细微的肌理里，哪怕你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拉丁语。

刘易斯·卡洛尔。19 世纪50年代任基督教堂学院数学讲师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作家托尔金（摄于1955 年）。代表作《霍比特人》、《魔戒》与《精灵宝钻》等

离开食堂，沿着回廊往前走，便来到新馆。18世纪初的建筑对牛津来讲，真是青春年少。这座建筑与许多熠熠发光的名字有着亲密的纽带：大学问家约瑟夫·艾迪生，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诗人约翰·本杰明，C.S.刘易斯……都曾在此居住过。沿着这里的任意一条小径走，想到在不同时间里，竟无论如何都会与大作家J.R.R.托尔金和C.S.刘易斯产生空间上的交集，跨国的怀古幽思油然而生。还有那棵1666年入种、1801年迁至学院的法国梧桐树，王尔德曾幻想，他听到了那些树枝“私语着一些关于爱情的故事”。

穿过新学院的一道铁门，沿着环绕着浸水草甸的艾迪生小道走，便看见一片小园林里，鹿群正以骄傲的姿态游走，冷眼围观着路过的游客。继续走，是一片广阔的草甸。莫德林学院的指南里说，这些草甸上生长的白紫相间的花儿，是一种叫伊贝姆的植物，全英国难得一见，是牛津郡的郡花。这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漫长小径渐渐将我们带到了一座桥前，这座桥通向学院教职员工的专属花园，把我们引入了一片世外桃源般的仙境。这片围合的花园里，右侧生长着成林的老法国梧桐树，左侧盛开着遍野的鸢尾花，鸟鸣花香。向左拐，一条椭圆形的围合小径环绕着坡地与草甸之间的小花园。这些梧桐树枝繁叶茂，枝杈纵横，像地下交织生长的菌类。也许正是那些参天古树的树梢上栖居的精灵，启迪了牛津奇幻文学传统的灵感，也许正是它们，不仅在奥斯卡·王尔德耳边低吟过爱情，而且还向托尔金传授了高贵的精灵族婉转、克制而细腻的昆雅语，矮人族的克度祖语，还有树人的“恩提什语”和骠骑国的“洛汉语”。托尔金很爱树，他觉得树是高贵的植物：“生长的缓慢与长成后的精彩，为树这种植物罩上了一层神圣感。”他很爱爬树，据说朋友们不时会在树上找到他。

在近现代历史上，英国曾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在更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英国人对自然与田园有一种深沉的挚爱。在牛津，自然与花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他学院都与莫德林学院一样，有各自的花园与园林。这些美丽的大花园充满了隐喻：穿越800年甚至更长人类文明的隧道，牛津人的精神最终皈依于一片绿意的自然。牛津最富有的圣约翰学院，有一片奇妙的花园。在茂密的树林里，美国鹅掌楸、南欧紫荆、天堂树、珙桐、桉树、罕见的弯橡树、奇怪弯曲的魔栗树热闹地生长，据说，那儿光冬青树就有250种，共有2500种左右的树木。这是一代代业余植物学家努力的结果。1856年，美国作家威廉·霍索恩站在牛津新学院的树木下，曾写道：“它们几个世纪以来过着一种恬淡的生活，得到细致的抚养、关怀和保护，不受狂风的侵扰，它们必定是最幸福的树。好像它们是牛津大学永远的大学生似的”；“别处再也找不到这种隐秘、宁静、神圣、庄严的隐居地了”。英裔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短篇小说《一位虔诚的朝圣者》里，也曾描写一位病入膏肓的美国人再次回到他的母校牛津的情景。这位美国人对陪伴他参观牛津的朋友说：“我相信，欧洲没有别的地方能令我们野蛮的心灵如此深感钦佩的。”学院的园林是“英国最美丽的，是英国制度最成熟最甜蜜的果实……在那里，你可以永远躺在草地上，并幸福地相信，整个生活就是一座古老的英国大花园，时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可这田园诗般的画面是不是一个假象呢？这位美国人在牛津去世前也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是一个幸福的谎言吗？”也许我此时所能见到的宁静，的确只是一个短暂的宁静的幻象。1879年，年轻的诗人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曾为牛津被伐倒的树木写了一首义愤填膺的挽歌：“我亲爱的白杨，你们稀疏的枝条被屠戳了/闪耀的阳光也被屠戳或扑灭，埋入落叶/ 全被伐倒了，伐倒了，全被伐倒了。”那也是英国最动荡的年代，最好与最坏、天堂与地狱共存的年代。

牛津“天使与儿童”酒馆。文学家C.S.刘易斯和托尔金常来的地方

从小花园出来，再沿着艾迪生小道走上将近半小时，便绕行一圈，回到莫德林桥下。钟塔之间的繁枝，布谷的鸣唱，变换的钟声，迷人的云雀，环绕的河流……在这段静谧的旅途上，时间缓慢得几乎停止了流动，只有那些植物的生命悄然无息地指向繁荣、死亡与轮回。在这里，终其一生不疾不徐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精深的学问，好像是一件如此自然而然的事。到了桥下，许多小舟正停靠在那里，随时准备在波光滟影里漫溯。日出时经过莫德林桥，桥下的露天餐厅与酒吧热闹非凡，足以把人拉回到尘世。

初到牛津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去牛津剧院看了一场戏剧《翻译》。这是一部非常艰深的话剧，讲的是说威尔士方言的偏远地区的威尔士人，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与英语的相遇和碰撞，剧中充满了方言和古英语。剧场座无虚席，不时爆发出笑声与掌声。牛津是一座文字化的城市，人们钟情于语言。英国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认为，这种语言的重要性，使得英语被首选为当代英国划分并界定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志。她写道：“我们已经解密的语言密码表明，英国的阶级划分与钱无关，与职业的关系也不大，语言是最重要的。一位操上层口音，用上层用语的人，会被认为是上层阶级，即使他挣的工资仅够维持生计，即使他做着卑贱的工作，住着破旧的公寓。甚至即使他失业了，贫困潦倒了，无家可归了，他还是上层阶级。”牛津推崇人文学科，即便工业革命确立了新的知识和社会秩序，但在牛津漫长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段近现代新生命的骚动。牛津大学最盛产的、自认为最高贵的高等动物，大概不是企业家和工程师，而是文学家、诗人、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也许正因如此，牛津才被打上了“贵族阶级大学”的标签，“牛津腔”也与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