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入阿富汗山地的两个星期里，财政濒临破产的巴基斯坦选出了一位普什图族新总理，土耳其货币一步步走向崩盘，叙利亚政府军正在朝德拉省与约旦的交界地带进军。这三个国家和阿富汗的人口合计达到3.4亿人，与美国的总人口（3.28亿）相当。而这个世界最终将演变成何种样貌，不仅取决于那3.28亿人的意愿和诉求，3.4亿沉默者，同样会给出属于他们的答案。

此之前的几十个世纪里，他们依照约定俗成的组织形态和本土化的道德法则，维系着一种自洽的古典生活方式，却在猝不及防间被卷入了全然陌生的“哥伦布纪元”（麦金德语）。闯入者并不依靠单薄的言辞来说服自己的客体，他们拥有空前强大的暴力工具——蒸汽舰船、“阿姆斯特朗”型后膛炮和连发步枪。古典帝国、王朝和部落们首先服膺于这些强横的物质工具，随后被迫在一个由征服者制定规则的世界里，模仿征服者的理念去认知并重塑自己的质料。意味深长的是，“他者”几乎永远不可能依靠顺应规则就转化为世界史循环中的主体：征服者早已垄断了更改规则的权力。他们需要等待“主人”们自相残杀，以及一点运气。

褶皱”和“关隘”（Pass）

“断层线”（Fault Line）

尽管阿富汗在1946年就已经加入联合国，但正常国家公民所必须的清晰身份认同在这里始终不曾建立起来。俄国人、美国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曾在不同时期干预过我们对自身特质的认识和塑造，最终造成了一种可悲的局面：一个阿富汗人可能和外国的某一种族成员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却不把一街之隔的另一个本地人真正视为同胞，哪怕他们信仰的是同一种宗教、经济状况也相近。”

俄国人、美国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曾在不同时期干预过我们对自身特质的认识和塑造，最终造成了一种可悲的局面：一个阿富汗人可能和外国的某一种族成员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却不把一街之隔的另一个本地人真正视为同胞，哪怕他们信仰的是同一种宗教、经济状况也相近。”

一个阿富汗人可能和外国的某一种族成员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却不把一街之隔的另一个本地人真正视为同胞

后者至少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民族主义的产物，而现代阿富汗国家的诞生却是一系列否定性力量作用的结果——当英俄两国都在觊觎这个地理“关隘”、却无意为此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时，它们将“国家”的形式框架强加给这个地区，以维持一种似是而非的相对稳定局面。

阿富汗面临的处境，与同样被归类为“失败国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一众战乱国家又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对这个深陷战争旋涡已近40年之久的邻国其实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