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2016年，特朗普的胜利尚可以被视为“反常”的波动；那么在2024年，“常态”这个词本身已被重构。

这当然是拜登较晚退选的副产品，但多少也暴露了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和不自信。而他们的对手是一个不惮于用更激烈的言辞和太空歌剧式的叙事来回应现实的人，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这种奇特表演的力量，甚至还在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进一步入侵现实。

当特朗普在10月30日乘坐垃圾清理车（回应此前拜登攻击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垃圾”的失言），以嘲讽者和代言人的姿态抵达“摇摆州”威斯康星时，他的支持者不会追究：正是为特朗普助选的喜剧演员欣奇克里夫，在10月27日纽约的集会上率先开启骂战，把波多黎各嘲讽为“垃圾岛”，才引来了拜登的还击

但尾部风险，从来都不是抑制情绪的关键。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自1990年以来，美国和日本、加拿大、西欧的人均GDP差距一直在拉大，而不是缩小。换句话说，在发达国家阵营内部，美国的收入优势不减反增。在2024年，美国依旧贡献了全世界15%的GDP；1990年时这个数字是21%。而G7集团另外六家的份额却从50%跌到了30%。然而，愤懑的美国蓝领选民绝不会认同，自己一直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更愿意相信，民主党政府在过去四年带来了衰退；自己的处境除了大选年，从未被真正正视过。他们也无暇细想，特朗普的“关税战”威胁和驱逐非法移民的承诺，或许会带来物价上涨以及劳动力不足。他们不会去计算美国国债和政府赤字的规模：

他们召唤的是某种“确定性”；更确切地说，是某种被动荡和恐惧激发出的“确定性强迫症”，而不是可以落地的解决方案

情绪之争，意味着选择性忽视达到了新高度

而“摇摆州”的不确定性，几乎等同于美国的不确定性本身：有大城市和郊区，也有乡村；有艰难转型中的传统制造业，也有前途未卜的服务业；有拉丁裔、亚裔和阿拉伯裔，也有刚刚达到初次投票年龄线的新选民；有勉强站稳脚跟的新移民，也有急欲再度成为关注焦点的蓝领白人。政治科学家已经很难根据某项单一指标——例如族裔背景、简单收入水平或是年龄代际——来预测选民的投票偏好。它超出了简单数学模型的控制范围，演化成了情绪与认知之争。

从旁掣肘。

马克·吐温在100多年前写过：“历史不会重复其自身，但押着相同的韵脚。”

当动荡的感觉渗透进日常生活时，人们依旧本能地渴望某个承诺提供最终解决方案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做出承诺姿态的人；哪怕他兑现承诺的方式，是制造更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2024年的特朗普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者。他将以更大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回应那些渴望从他身上获得慰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