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2月，我在华盛顿出差，住在离智库和使馆云集的杜邦圈不远的一家宾馆。那次是去围观奥巴马连任的就职典礼。到达华盛顿后，我写了两篇年度爱情专刊的稿子，其中一篇是《不可逾越，无法忘记》。这篇实际上是一篇虚构小说。我把它设置在我比较熟悉的欧洲，用人物口述、我为记录者的形式，从男性角度，实际上以“性别镜像”的方式，想象对方的所见所思，将其写了下来。故事原型的内核，是从朋友那儿听来的别人的故事。

交稿的第二天早晨，主编朱伟发来一条短信：“第一篇太好。要每一篇都这么好就好了。”主编是个一向严厉的人，收到他的短信，我备受鼓励，但竟有点不知所措。我并不知道他的“第一篇”究竟是指哪一篇。我同时交了两篇，自觉这一篇虚构写得生涩羞怯，必定比不上另一篇我所熟悉、且自我感觉写得较为充分的采访写作。这两篇放在同一封邮件里交稿，虽然虚构那篇放在附件第一条，后来杂志出来，也是这一篇排在前面，但“位置”不能说明问题。“第一篇”究竟是哪一篇，在我这里成了一个悬置的小疑惑，被暂搁脑后。

5年后，我正写沈从文。写作家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份有些超出自己写作资历的任务，我更把它视为一个通过阅读、采访和写作来探寻接近作家之路的机会。读沈从文的文字，让我对“爱”有了另一层体悟。沈从文是一位在极端困苦的时代和环境里生活过的作家，目睹了很多屠杀和死亡情景，也经历过生活的贫穷和颠沛流离。他几乎是从地狱之上去看人世间的，书写的目光里却始终充满对生命的爱——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爱了全世界”的。他小说里人物的命运大多因一个“情”字的驱使而富有悲剧性，为情而颠沛流离、生离死别。这也是“新文化运动”还未深刻改变中国文化的前夜，尚未“觉醒”的乡村人朴素的生命动机和命运牵引力。在沈从文那里，我逐渐触碰到让死亡与爱密不可分的那条无形引线，在现代人的情感体验里它遁形已久，此刻被唤醒了。

在那期间一个写稿至深夜疲惫的时刻，我突然理解到主编当年短信所指的“第一篇”，正是《不可逾越，无法忘记》。那篇文章里，两个互相倾心的人在异乡相遇后分别。不久“我”出了车祸，车在丁字路口拐弯处被皮卡车撞进副驾驶座，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我”突然意识到，意识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微小错位，那正是因爱而生的思念，便立即买机票去追赶已经离开的女人，但她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了“我”，只留下多年后回望时的温暖记忆。文章短小，5年前写的时候，我并未明确“死亡”的角色，而将其视为制造戏剧性的元素。5年后我才懂得，这个故事早已确立了“死神”为它自己的主角，而写的人浑然不觉。

故事里写他们短暂共处，“我”总准时开车接她，她总迟到几分钟，“我”总耐心地在车里等待几分钟；这只是寻常温情。这一点心理与机械时间的微小差，与后来“我”与死亡之间的距离相照应，却将爱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两人对离别虽有不舍，但她选择顺流而下，按原计划踏上归程，互生的好感本应画上句号。如果她未曾离开，车撞进和吞噬的地方就是她平常坐的位置，死神或许将降临在她头上，又或许将不会有车祸——命运分岔的小径通向何处，取决于偶然。然而，死神降临的瞬间，“我”下意识担心的是她是否安全，又欣慰她已不在，却证明了爱情的真实，将他推向她。5年前，当我写她得知“我”在订机票，惊呼让“我”不要去找她时，仅是出于一种还不够清晰的道德直觉和让故事流畅的语感；多年后回望我才明白，这种拒绝是一种对命运的知晓，在我写的时候，其实还一无所知。无意之间触碰到的道德，是我几年后读到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讲稿》，分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才变得清晰起来的，我至今还只是理解了皮毛，远未透彻理解。2014年再度给爱情专刊写稿，那一期的主题是《天上爱情，人间婚姻》。我把自己完全缠绕进去，却也未能向自己破解爱情与婚姻的诸多问题。稿子被主编毙掉后，我反而安心了下来，感到得以暂时解脱。这说明，我对爱情还没有形成深刻完整的认识，远未达到2013年2月那篇文章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深度——文字一旦完成，实则就与作者分离，我只是它的近邻。

直到时光流逝，我才从中理解了这些。理解之后，我哭了一场，既为当年的浑然不觉，也为刹那间通过文字与死神和爱面对面的领悟。也是从这里，我开始领会到，文字里的“时间”不是对现实时间的全然复制和模仿，而有它自己的真实，写作的人不过是顺应这种召唤。写作者通过开启“时间”，实际上也构造了时间穿行其间的“空间”。那么文字应从何处开始？写沈从文让我认识到，生命与爱是推动他文本的源头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