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天地，见众生

曾经在周刊工作过的“老人”见面，有时一时分不清谁先谁后，惯用的方式是报上初次到周刊时的工作地点——按照周刊的主要发展阶段，基本上分为净土（胡同）时期、安贞（大厦）时期、美术馆时期和霞光里时期。

如果按这种类似于考古发现、用地名代表某个时期的分类，我是三联“第二期”——安贞大厦时代的人。2001年一个暖洋洋的春日，按约定时间踏进安贞大厦顶层的办公室接受李大人面试时，趁机打量了一下办公环境，立即觉得无论是通往阁楼的旋转楼梯、还是脚下吱吱乱响的木地板都是我想象的“文化单位”的味道，于是油然而生一种亲近感。

那时也根本不会想到，自此开始了一段17年的历程，所以我曾戏言，老了写回忆录的时候，书名叫《我把青春献给你》。

为了这篇文章，特地上网找到了我在三联第一次发表文章的那本杂志，是第145期。那是第一次以实习记者的身份，采访一位因情感纠结而激情杀人的大学生。费尽周折联系到了羁押他的看守所，如约而去。当我坐在管教的办公室，远远地听到金属脚镣拖着地面，一下一下，从走廊那端由远及近，我的心也抑制不住地狂跳起来。但还是强作镇定，听着他的脚步走到门口，然后看到一个满脸稚气的大学生走了进来，眼神畏缩又服贴地看着警官。

警官解开那位刘姓大学生的手铐，然后例行公事地叮嘱他，让他好好配合记者采访，以自己的故事警示其他年轻人之类的，然后就转身离开，剩下我和他面对面。大学生的表情依然恭顺，让我很难相信他是捅了对方27刀且焚尸的主谋。但他不经意的那么几抹眼神又流露出狡黠和凶狠。那天聊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唯一能记得的，是一边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绪，向他提问题，一边在自己的脑海里展开了各种想象：他被解除了手铐，两只手是灵活的，万一他猛地冲过来扼住我、把我当人质，我斗得过他吗？……嗯，看他这身高，我应该能搏斗一阵……不，不会的，他戴着脚镣，不会移动那么快的……

当然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还算顺利地写下了在三联的第一篇稿件。只记得自己还花了点心思为这样一个残酷的杀人事件想了开头，大意是说刘某和那个女孩儿相识于13号，又是一个周五，预示着一个不幸的开始云云。发稿时全部被主编拿掉，只剩下他爱说的“干货”。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写稿子，都不怎么敢去尝试花里胡哨的结构和文本，只老老实实地去找“干货”、写“干货”。有那么一段时间，主编在发稿会上对我文章的点评，经常是这三个字——“很扎实”。坦率说，我那时还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用“扎实”这样一个似乎与笨拙有关的词来形容一篇文章，内心不免沮丧。但直到若干年后以编辑的身份面对一些东拉西扯、松松垮垮的文字时，一下子就理解了那个评价的价值。

现在想起来，在看守所里对杀人大学生的第一次采访，是我人生里颇具象征意味的一瞬。自此，像掉进了爱丽丝的兔子洞里，我的生活甚至人生之路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向。此前，我在当时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过着衣着光鲜的生活；此后，则奔忙于各种热点新闻，过着痛并快乐着的生活。写过各种天灾人祸——地震、空难、大火、恐怖爆炸，去艾滋村，采访SARS，调查PX，写过远征军、奥运会、世界杯，也采访过一些大众知名度很高的所谓名人……五花八门，以至于有人问我是写哪一领域的，我一时语塞。

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是赶在了三联从双周刊变成周刊的历史节点上。强化新闻性，是朱伟当时为周刊定下的颇有远见的“战略决策”。经常是这一周不知道下周会在哪里，有时甚至头一天不知道第二天会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那时与其说我有什么“铁肩担道义”的宏大志向，不如说这样的工作满足了我一颗不安份的心。它会不断挑战你的身体极限、心理极限和认知极限。但唯其如此，我的好奇心，甚至是好胜心被不断地激发出来。

2003年SARS期间，我被安排去采访某位特殊人物。事关敏感，朱伟叮嘱我不要走露任何风声，采访也远离当事人的家，另找他处进行。当所有的采访结束，骑行在去美术馆东街的办公室的路上，小心翼翼地照看着装有那份录音磁带（多么有历史感的名词）的包，突然有了一种挺庄严肃穆的感觉，好像也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工作不仅仅是满足我的好奇心、开拓眼界的意义。后来从国外同行那里学到了一个词，push the envelope，年轻时是乐观主义者，认为更多的言说空间总是会一点点push出来的。现在想起来未免太过天真，但能安慰自己的是，至少曾经尝试过。

在不少人眼里，社会热点新闻是速朽品，是“外向型”的，做的再多也不过是重复一个个既有模式，无关乎个人成长。对此，我不敢苟同。现在想起来，那些年对这些社会热点事件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至少在个人层面上完成了“重估价值”的意义，也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根植于这块土地的内在肌理和芸芸众生的真实底色。如今，再狗血的社会事件，都能在曾经做过的社会新闻里找到它的底色或基因，不过是旧有事件的升级版或加强版而已。

在我看来，做社会新闻记者得到的财富是——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自己。我们与社会热点保持最近距离的关注，又随时观察、调整、校对自己。不囿于成见、不仰望权贵、不迷信权威——不论这权威是被权力、资本还是“民意”所加持，这一过程伴随着内心对自己的成长路径和自我价值的确认和坚持。众生喧哗，我们更愿意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相信我们基于专业训练和一手采访得出的判断。这应该是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基础。而在这个时代，它又是多么稀缺。

奢侈的幸福

初入周刊时，像很多年轻记者一样，总是小心翼翼避开和主编朱伟的眼光接触，每到周一，就忐忑不安地等着他的“宣判”。

周刊的每一个记者都有一笔血泪史，我也免不了被毙稿、被训斥的命运——虽然退休后的朱伟仁慈很多，总是说“我没怎么骂过你”。最刻骨铭心的一次经历，是在2005年参与抗战专题的时候。那一次我被分配写抗战时期的汪精卫。这是我感兴趣的题目，于是跃跃欲试，总想写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桌上的资料堆得几乎把我埋起来，为了尽快把材料消化掉，连续几天每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终于在周日交上了一篇自鸣得意的文章。文件发送完毕，又赶去宾馆采访陈香梅，为下一篇文章做准备。哪知对陈香梅采访还没结束，就见到朱伟的电话进来。心里有不好的预感，强撑着把采访结束之后回拨过去。电话那头的朱伟并没有发怒，但只一句话就让我崩溃了：“你这种写法不对，得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