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基因

“那个时期在牛津占主导的看法是非常不用功，你要么是不费吹灰之力而非常卓越，要么接受自己能力有限而得到第四等。因为用功而得到好等级被视为一种‘灰人’的标志，在牛津词汇中这是最坏的诨名。”史蒂芬·霍金在自传《我的简史》中这样评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牛津校风。

这是典型的“牛津风”，崇拜智商的年轻绅士们秉承着“绝对厌倦和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努力追求”的理念混日子，却依然在学识上高人一筹。这是种姿态，很多人在牛津习得了这种顶级精英的姿态，但对于霍金来说，这种傲慢来得更早，甚至是写在基因里的。

这就要从霍金的父辈说起。因为高校的申请制度，欧美人的教育背景常常是有家族传承的，霍金家就是如此。这个家族从佃农晋升为知识分子家庭要感谢一个人——霍金的祖母。当年，霍金的祖父破产，祖母却在巴勒布里奇拥有一幢房子，她没用这幢房子换钱或抵债，而是在那幢房子里办学教书，靠那一点教书育人得来的微薄收入将自己的儿子（弗兰克·霍金）送进了牛津大学。

研究热带医学的弗兰克在牛津遇到了霍金的母亲伊莎贝尔，当时，她正在牛津读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和弗兰克一样，伊莎贝尔的家庭也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这个苏格兰家庭靠父亲给人做家庭医生过活，有八个子女，老大还是唐氏综合征患者。在当时的苏格兰，女孩读大学多少有些浪费，好在伊莎贝尔的家庭还算开明，父母竭尽全力把他们聪明的三女儿送进了顶级学府。

两位牛津校友的结合组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家庭。在霍金第一任妻子简·怀尔德的回忆里，这种特立独行一度让她迷恋：“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十分节省，比起追逐新潮，更偏爱熟悉的和旧的事物。”

和局外人简不同，身处其中的霍金对父母所营造的家庭氛围一边享受一边排斥。1950年，霍金8岁，因为父亲的工作变动，一家人从先进知识分子聚集的海格特搬到了保守的圣奥尔本斯。

在那里，霍金一家的生活方式可以用古怪来形容。最古怪的是他们那幢古老的房子，后来简嫁入霍金家，她对那幢房子的破旧和原生态也印象深刻。为了省钱，霍金家从来不用暖气，即便年年都要在几件大衣和睡袍的包裹中度过冬天，父亲弗兰克也拒绝安装集中供热设备。

如果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当时霍金家的生活质量，那这个看起来拮据的家庭早就进入富裕阶层了。虽然在生活上尽量节省，但这个家庭从不吝啬在旅行和教育上的投入。上世纪50年代，小轿车还是富人的代步工具，以当时弗兰克的收入，买一辆像样的轿车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弗兰克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一辆战前的伦敦出租车代替了时髦的新轿车，一家人开着这辆车去过很多地方。“我为父母感到难为情，但是他们毫不介意。”在《我的简史》里，霍金回忆了这辆车，以及这辆车在邻里间引发的争论。

虽然生活上拮据和另类，但霍金在智识和职业选择上确实从家庭中受益颇多。“情绪问题在这里被视为微不足道，这个家庭需要的是纯粹的智慧氛围。”简在《飞向无限——和霍金在一起的日子》里曾这样定义霍金一家的家庭基调。历史、政治、哲学、科学……一切深刻的、社会性的议题都在日常讨论之内，只有私人话题不被关注。除了旅行，玩自己发明的复杂游戏，一家人最主要的消遣就是阅读，即便在餐桌上，父母和孩子都可能边吃饭边盯着手头的书看个不停。

除了营造一个以智识为核心的家庭氛围，霍金父母的学识也能在具体问题上帮到他。父亲弗兰克一直鼓励霍金探索科学领域，虽然后来霍金多次提起，自己的数学能力一度是他探索宇宙奥秘的短板，但在少年时代，牛津大学理工科出身的父亲曾指导他数学，这让他对数学和其他理科知识的认知远远高于同龄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热带医学的研究者，父亲一直身体力行，亲自调研，埋头做实验，这种孤独却专注的工作方式让霍金觉得，自己未来从事科学研究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虽然霍金家的教育已经足够自由开放，但和所有家长一样，霍金的父母也不能免俗，他们一度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指导和矫正孩子的人生。弗兰克虽然努力，但职业生涯平平，在他看来，缺乏风度和不善于经营社会关系是他不得志的关键。所以，他曾希望霍金可以考进西敏学校，未来成为集学识和社交手腕于一身的人才。

这个想法虽然落空了，但霍金还是凭借超人的天赋和良好的教育经历进入了父母的母校牛津大学，而且，从霍金后来与同僚、媒体和公众的关系来看，他的确吸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将社交能力变成了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