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位“病毒猎人”——内森·沃尔夫博士（Nathan Wolfe）。这位流行病学家花了15年的时间在非洲丛林里监控各种病毒从动物向人类社会传播的流动过程——艾滋病病毒最初就是从这里进入人类社会的。他试图建立一个预警机制，严密跟踪和监控病毒跨物种传播的早期过程，在“下一个HIV病毒”到达人类的血库、飞机、性交易网络之前捕获它们。

一直驱动他的热情的，是对一种可怕前景的预判：一种新的流行性疾病将从这些丛林里蔓延至全球，杀死数百万人。他认为，全球化、航空旅行、气候变暖、抗药性的威胁等，使人类应对瘟疫的每一个链条都变得更加脆弱。无论SARS或甲型H1N1流感，完全可以被视为一次更可怕的事件的预演。

沃尔夫博士的忧虑很容易能在历史中找到共鸣：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一种致命的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从北非跨越地中海到君士坦丁堡，又向北进入法国、德国，消灭了当时世界17%的人口；14世纪，同样由于鼠疫杆菌引发的黑死病沿丝绸之路，从亚洲中部一路向西，席卷整个欧洲，据估计，当时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1918年大流感杀死了5%的世界人口；至于疟疾，有统计称已经杀死了曾经生活过的所有人类的一半。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但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类似的末日情景会重演吗？是非洲的埃博拉，还是亚洲的禽流感？还是某种未知的动物病原体，潜藏在老鼠、猴子、蝙蝠、松鼠或者鸟类身上，在适当的环境下，悄无声息地进化出对动物和人同时有效的高毒性和高传染性？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博拉病毒并非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它有很高的致死率，近半数感染者死亡，但是其他两个因素的得分并不高：它不容易传播，只通过体液接触传播；感染者显示症状之后才会传染，所以他们能在把疾病传播给他人之前被发现，从而进行隔离。也有人提出，埃博拉病毒有可能变异成能通过空气传播的微小颗粒，但大多数病毒学家认为这样的改变是不可能的，病毒必须经过很大的变化才会获得这样的必杀技，去感染人类的上呼吸道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