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宇凌）

向往之情缘起

来到台北，很难真正感受台湾是一个岛屿。台北的人口密度为9713人每平方公里，高过北京，至今是世界第二。建筑面貌上既有101那样的摩天高楼，也有日据时代的文化瓦平房。夹杂着大量的五六层无电梯的水泥公寓，外表铺着“二丁挂”（丁挂为日本人留下的模具单位，二丁挂是指宽度为6厘米，长度为其两倍的瓷砖），大多有20年以上的年头。阳台虽然有时候是唯一的光源，也被密密麻麻的植物完全遮挡，老台北人的家总是偏阴暗，难见天空。台北不可能不美丽，它的混血基因里最主要的两种缔造者——殖民者和逃亡者，都会将最理想的文化移植过来，制造它并无沧海相隔的错觉。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正坐在凝聚了这二者精华的紫藤庐里。这里从1921年开始为日本官宅，1950年转为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教授的家。周是哈耶克的门生，《自由宪章》的译者。1975年周赴美后此处转为茶馆。

整个台湾大学周边的街区都是这样的，很多日式院落还是校产，往往曾经是民国知识分子过海后的故居，又有一些被改造为咖啡茶馆和小店。我在台北的家就在这一带。世界每个都市都有这种文化盆地，深陷进历史的阴翳，古意盎然，情调高雅，人精会聚，房价冲天，住久了就有在巴黎左岸六区家里同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