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记者娜塔莎·辛格（Natasha Singer）敏锐看到了另外的答案：分子和平台。在她看来，惠氏对辉瑞最大的吸引力，便是在大分子生物技术药物领域的突出表现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而10年前，负责惠氏全球药物业务的波索特冒着极大风险、斥资20亿美元在爱尔兰建成的格兰治堡工厂，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分子生物技术药物生产基地之一，成了这次并购中惠氏最大的一个筹码。“借助对惠氏的收购，辉瑞一下子便从一个此前在生物制药领域甚少作为的公司，一跃成为生物制药和疫苗领域的世界第一⋯⋯而要自己从头建造一个（像格兰治堡这样的生物制药基地），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以及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

事实上，上市20多年来，尽管安进的EPO在众多竞争对手的挤压下已不复昔日的辉煌，但它依然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问世已有10年历史的恩利，虽然直到今年才拿到在中国的上市许可，并且面临着国内仿制药的竞争，但在中欧风湿论坛上，与会专家却对这款药物在中国的未来前景非常看好。这正揭示了生物技术药物迥异于传统化学药物的另一个特点：对于仿制药的压力，不那么敏感，可以使拥有先进和成熟技术的生产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享市场以及高额利润。

蛋白质药物复杂的生产过程，又决定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精确无误的生物复制品”。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便是促红细胞生成素（EPO）。2009年5月，美国《药物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安进公司完成的研究报告，通过对安进生产的EPO和12个亚洲生产的EPO仿制产品的蛋白质活性等因素进行比对，证明仿制药的质量参差不齐，不宜进入美国市场。

“传统化学药物的合成过程是可以预测的，它的结构相对简单，有明确定义，纯度和活性也有固定的标准，可以确定。”菲茨帕特里克对本刊记者说，“但这些标准到了蛋白质药物上就都不适用了。”生物技术药物对环境的酸碱度、温度、氧气含量等数值变化非常敏感，而且由于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活体细胞或血液制品，便面临着潜在的被细菌、真菌、病毒和传染性海绵状脑病所污染的可能，要保证每一批次产品的安全有效和一致性，除了常规的生化、细菌、病毒等检测外，还需要通过分析工具来检测蛋白的活性、排列的序列、链接键是否正确等，共计200多项检测，牵涉了上百项专利。这些检测工作，大大提高了仿制生物技术药物的门槛。

进入格兰治堡参观，不能化妆，不能戴首饰，不能穿高跟鞋，彻底洗手，然后在防护衣、护目镜、鞋套、帽子的全副武装之下，才得以进入生产线的外层工作间，隔着玻璃幕墙窥视。幕墙之内，是大大小小的不锈钢生物反应器，几乎完全由计算机控制。

传统的化学药物，由小的化学分子构成，通常以药片或胶囊的形式呈现，在制药业中，将它们称为小分子药物。”格兰治堡的技术专家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博士对本刊介绍道。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借助DNA重组技术生产的大分子生物技术药物，开始崭露头角。“与传统的小分子化学药物不同，生物技术药物不是采用化学合成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而是以活细胞诱导出的复杂的大分子结构，它们的体积可能是小分子药物的100倍到1000倍。由于生物技术药物是针对疾病的致病机制设计出来的，因此可以治疗许多传统疗法束手无策或是疗效不佳的疾病，比如癌症、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疾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