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与死的问题，杨绛既通达，又执着。“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所以百岁之后，她还要《走到人生边上》里想个明白。

陆建德说：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样，他们都不是追求理想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们的态度是永远保持自我特点，在压力下保持人格风度，“有时沉默，有时曲折，但振臂一呼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杨绛探究的是儒家的人性而并非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济世。她曾为自己和钱锺书先生的生活态度辩护，说：“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身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刘梅竹在信中求证她从作品中获得的对于杨绛的印象：“我觉得，您不热衷英雄主义，反对狂热的理想主义，但同时却坚信人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不在于战胜别人，战胜环境，而在于面对各种人，各种环境均能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环境而更好的生活下去，并力所能及为社会服务。”杨绛答说：“对，但主要不是适应社会要求，是战胜自己，做最应该做的事。逆境是对人的锻炼。”

钱锺书年轻时候在给杨绛的信中曾说他的愿望，“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实际成为他们一家人的处世准则。他们尽可能远离政治，用无功利追逐的读书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现在，杨绛独居于失去人生至爱和陪伴的痛苦中，通过和苏格拉底的“笔谈”，为灵魂找到出口。她没有被悲痛击倒，决意一个人替“我们仨”，继续做做学问的愿望。

。她没有被悲痛击倒，决意一个人替“我们仨”，继续做做学问的愿望。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2004年、2005年，杨绛先生和法国学者刘梅竹两次通信，回答对方在论文写作中关于她和作品的提问。在这两封信里，年逾百岁的杨绛先生，对自我认知有格外坦白的表述。

读者希望找到答案：漫长63年，是什么支撑这个家庭在社会巨变和政治动荡中始终保持精神和人格的完整，用读书来抵挡外面的风风雨雨，不被物质现实诱惑和侵扰？

钱锺书年轻时候在给杨绛的信中曾说他的愿望，“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实际成为他们一家人的处世准则。他们尽可能远离政治，用无功利追逐的读书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现在，杨绛独居于失去人生至爱和陪伴的痛苦中，通过和苏格拉底的“笔谈”，为灵魂找到出口。她没有被悲痛击倒，决意一个人替“我们仨”，继续做做学问的愿望。

1999年，在精神和身体最伤痛的日子，她决意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把它作为精神的最后庇护所。这本对话录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饮鸩而死的当日，和他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苏格拉底在饮鸩致死前，对负责处理他丧事的Crito说，你埋藏的是我的遗体，不是埋苏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