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骆贤凤、郝一帆

刘震云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其此前出版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一脉相承，继续将写作的焦点聚焦于社会底层，延续了借普通人物揭开官场中权、钱、色的交易黑幕这一写作模式。但是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着重刻画了一个同社会热点紧密相关的主角 ——“吃瓜群众 ”。纵观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他的作品紧扣社会现象，用幽默、戏谑的笔端将个人的政治思考融入文学作品之中，通过文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揭示了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一、“吃瓜儿女”的象征性 

“吃瓜 ”一词源于网络语言，与其相关的网络语还有 “吃瓜群众 ”“不明真相 ”等，意为对事件本身真实性并无兴趣、仅仅以该热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的 “静坐吃瓜 ”的看客。“看客 ”形象在鲁迅的文中早有塑造，鲁迅在其《野草·复仇》篇中是这样刻画 “看客 ”的：“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在鲁迅的笔下，“看客 ”们从远处聚集于一地，他们身份各异、有老有少，但这不影响他们一同津津有味地“看煞 ”争斗者，他们渴求鲜血。“看客 ”猎奇、好事的心理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民族心理的体现，它作为一种不可泯灭的民族基因延续至今，直至刘震云笔下的 “吃瓜群众 ”的出场。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其《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一书中提出：“除了我们的即刻意识 —它是完全个人性的，以及我们认为它是唯一的经验性精神（尽管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补充而接受），还存在着第二种精神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这种集体无意识并非是单独发展而来的，而是遗传而得的。”刘震云笔下的 “吃瓜儿女 ”正是同鲁迅笔下的 “看客 ”一脉相承。“吃瓜儿女 ”们身上同样镌刻着猎奇心理，但科技发展，看客们不必再由四面八方上街聚集，大可在空调房里啃着西瓜、顺着网线对公众人物进行 “公开处刑 ”。此外，“吃瓜群众 ”比起 “看客 ”更多了一分话语参与度，鲁迅笔下的看客更多的享受来自鲜血对感官的刺激和共鸣，但是 “吃瓜儿女 ”们却致力于通过自己的话语 “制裁”不公之事与人。如小说中的公安局局长杨开拓只是由于紧张，所以在事故现场无意识地被吓得傻笑，但是他的笑被群众拍了下来放到网上之后就变了意味，“傻笑 ”变成了意味深长的、隔岸观火的 “开心的笑 ”，由此更有网友借辱骂杨开拓，延及社会和政府。

但是 “吃瓜儿女 ”了解的只是真相的一小部分，与其说他们是在伸张正义，不若称之为一种情绪宣泄，见到貌似社会不公之事，吃瓜群众便怒发冲冠，开腔国骂。这种情节设定无疑是刘震云有意为之的对 “吃瓜群众 ”的戏谑，无关真相，娱乐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