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
2020-09-29·阅读时长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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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周雨霏
二○二○年春天,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肆虐。大多数国家采取限制出行、减少经济活动的手段,试图抑制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日本政府起初发布 “紧急事态宣言 ”,呼吁国民避免外出。然而,长期持续一种 “非正常 ”状态,很快让人们感到筋疲力尽。虽然感染人数仍以每天五十人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但政府逐步解除 “紧急事态宣言 ”,日本迅速恢复到 “新常态 ”。
这并不是日本第一次 “社会性地 ”终结一场处于进行时的灾难。二○一一年冬天,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到十个月,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到四号机组尚未达到安全指标,高浓度污染水不时被排入海中。时任首相的野田佳彦却在十二月十六日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已得到了有效控制。
大多数人或许会认为,宣布疫情或灾难的结束是永田町与财阀之间的政治博弈结果。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事件背后隐藏着共通的社会心态,这就是人们对 “常态 ”的依赖。美国著名的日本史学家约翰·W.道尔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提出一个想法:某些历史性事故和灾难会打开一个瞬间,颠覆人们以往的认识,促发人们用创造性的方法重新思考一切。如果急于恢复常态,逃避“临界状态 ”的不适感所伴随的思考机遇,这个瞬间将迅速关闭。在新书《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中,孙歌正是在寻找 “临界 ”这种生存感觉所蕴含的思想能量。在探求过竹内好的 “火中取栗 ”、鲁迅的 “不容已 ”和加藤周一的 “局外人精神 ”所体现的主体性之后,孙歌发现了唤醒东亚主体性的另一种源泉: “临界状态的生存感觉。”这种感觉在冲绳与朝鲜半岛出身的社会运动家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一、作为思想方法的“临界状态”
在战后东亚的政治格局中,美国的军事介入与各种反作用力在多个方向角逐,形成了两个长期处于 “临界状态 ”的场域:冲绳与朝鲜半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 “琉球处分 ”以来,冲绳一直是天皇制国家日本内部的一个异数。一九四五年的登陆战役使冲绳人为东京的决策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一九五二年,日本以出卖冲绳为代价,重新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直到一九七二年,冲绳施政权才由美国返还日本。即使在返还之后,冲绳在天皇制的日本仍有抹不去的违和感。譬如,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后,为树立象征天皇与国民同甘共苦的形象,曾走访日本各地巡幸。唯独冲绳之行,直至一九八九年昭和天皇驾崩始终未遂。这意味着,在象征国民统合与战后经济腾飞的 “巡幸 ”地图上,冲绳是唯一的 “化外之地 ”。
冲绳的社会运动家在争取和平、诘问自身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颠覆了近代以来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一些政治框架。冲绳诗人川满信一于一九八一年起草《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主张冲绳需要复归的不是作为现实国家的日本,而是和平宪法下的日本。川满的这一提法可谓是思想上的创举,因为他在 “冲绳独立 ”与“复归运动 ”之外,找到了对国家权力的另类想象。川满的战友、评论家仲里效也尝试以另一种逻辑来建立国家认同。仲里效提出,冲绳的反战运动不存在 “球形内部 ”。这意味着运动思想的主流并不欢迎 “冲绳独立论 ”这类复制国民国家逻辑的斗争方针。此外,正是由于冲绳处于各种权力的边缘交界地带,也就是复数中心权力之间的 “临界状态”,冲绳的反战运动家养成了一种 “大于冲绳 ”的斗争视野。他们的斗争目的,不仅仅是将美军赶出冲绳一地,而是让美军基地无处落脚。他们绕过国民国家的框架,直接寻求民众层面的跨国连携,欲以草根的星星之火,达成全球反战浪潮之大势。
除了冲绳人以外,帝国日本的扩张与衰亡形成了另一个处于 “临界状态 ”的群体,这就是在日朝鲜人(简称 “在日 ”)。一九一○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因留学、自主务工、劳务募集等原因从朝鲜半岛流入日本的人口,到“二战 ”结束时达到二百一十万。一九五二年,《对日旧金山合约》宣布,原本拥有日本国籍的朝鲜人及配偶、子女的日本国籍无效。从此,在日朝鲜人必须在动荡的半岛局势与日本社会的歧视、排挤中寻求斗争的道路。
与冲绳人异曲同工,一些 “在日 ”活动家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 “临界状态 ”具有的潜能。无国籍 “在日 ”诗人丁章在诗集《阔步的 “在日”》《属于萨郎的地方》(“萨郎 ”,朝鲜语中的 “人”)都着力表现在日朝鲜人 “里外不是人 ”的尴尬处境。然而丁章没有停留于失去故乡的哀叹与无路可走的迷惘,而是在 “国家 =单一民族 =单一语言文化 ”的表象之下,探索逸脱边界的存在所具有的特殊力量。
从这日语的列岛 /从那乌里玛鲁(朝鲜语)的半岛 /无可名状的大力汉之手 /迅速向萨郎伸来 /咔嚓一声 /被握碎了吗 /顷刻间被划拉到 /他们的囊中 /要活得像个萨郎 /就要扛得住这对峙 /只有萨郎(人)玛鲁(语言)/才是力量。(丁章:《属于萨郎的地方》,二○○九年)丁章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和文化认同均不确定的 “局外人 ”,或许能够提供 “非此即彼 ”的二元对立以外的思考模式。在文化层面,丁章提出 “在日萨郎玛鲁 ”(在日朝鲜人的语言)概念,试图超越语言的 “纯粹性 ”神话。在政治层面,他也贯穿了 “临界状态 ”的思想逻辑,自愿选择成为无国籍者。丁章认为,大国间的军事冲突和政治博弈造成朝鲜半岛处于南北分裂的 “非正常状态 ”,摧毁了在日朝鲜人的精神故乡。只有当南北政治结束,他才会加入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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