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徐菁菁

2月22日，两名全副武装的哈马斯成员准备释放人质塔尔·肖汉（中）

回家

2月22日上午，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市（Rafah）的一条道路旁，全副武装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列队站立。队列尽头的空地搭建出一个简易的台架，背景是一幅巨大的海报，描绘着战争场景、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以及哈马斯前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的侧身像。

上午10点左右，两名全副武装的哈马斯成员带着塔尔·肖汉（Tal Shoham）登上台架，他身穿红黑灰三色的帽衫，脸色苍白，胸前佩戴着一张身份牌，手持一张A4纸，纸上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着他的姓名、人质编号和其他信息。走下台架后，塔尔被转交给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进行身体检查，随后被移交给以色列国防军（IDF）特种部队，后者用直升机将塔尔护送回到以色列。

过去4周里，这场“仪式”在加沙地带上演了多次。2025年1月15日，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从1月19日起实行第一阶段为期6周的停火。根据协议，哈马斯将释放33名（具）“符合人道标准”的以色列人质和人质遗体。作为交换，以色列针对每位人质，释放30名到50名巴勒斯坦被关押者。释放塔尔的决定是2月18日公布的，塔尔是第一阶段释放的最后一批6名人质之一。

以色列记者梅塔尔·雅苏尔（Maytal Yasur）在专门接治回归人质的贝林森医院门口见到了刚从直升机上下来的塔尔：他被一辆黑色面包车转运去医院，经过等待的人群时，塔尔打开车门，露出了比在加沙被释放时更轻松的笑容。他朝人群挥了挥手，儿子在他身边，人群中有人哭泣，有人唱歌，更多人在欢呼。

2月22日，数百名以色列民众聚集在特拉维夫的广场，在雨中通过大屏幕观看人质释放的过程

与此同时，距离这一幕12公里外，盖娅·吉普尼思（Gaia Kipnis）和亲友们坐在特拉维夫一家餐馆的庭院里，焦急地盯着电视，等待着塔尔的消息。“我们很焦虑、很紧张，505天的煎熬后，我们不知道塔尔会发生什么。”她说，“看到他从哈马斯的车里出来，自己走路，那一刻，仿佛周围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不敢相信，接着就哭着笑着紧紧抱在了一起。”她告诉我，塔尔是她的姻亲晚辈，塔尔的妻子阿迪（Adi Shoham）是她“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盖娅的大家庭在那场袭击中伤痕累累。2023年10月7日，塔尔和妻儿正在贝埃里（Be’eri）农庄探亲，该集体农庄位于以色列南部，距离加沙边境仅有5公里。当时，他计划与家人一起庆祝犹太教的住棚节和庆法节假期。然而那天清晨，哈马斯武装人员突破加沙边境，闯入这座仅有1000人口的集体农庄，杀死130多人并劫持了几十名人质。塔尔和妻子阿迪（Adi Shoham）、他们3岁和8岁的孩子亚赫尔（Yahel）和纳维（Naveh Shoham），以及阿迪的母亲、母亲的嫂子和后者12岁的女儿都被绑架至加沙。

最初，盖娅认为有10名家庭成员被武装分子带走。10天后，她才得知其中两人已在袭击中遇害——以色列政府通过遗体鉴定确认，她的弟弟艾维亚塔尔（Eviatar Tari Kipnis）和他的襟兄亚夫沙龙（Avshalom Haran）已死亡，艾维亚塔尔的护工保罗（Paul）的遗体也在农庄被发现。2023年10月23日，艾维亚塔尔的妻子、她的弟妹丽徕赫（Lilach Havron Kipnis）也被宣布死亡。

尤其令盖娅心痛的是，她成长于以色列的一个左翼家庭，家人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她的弟弟艾维亚塔尔和巴勒斯坦人、贝都因人都有亲密友谊。弟妹利拉赫创办了一家旨在解决全球饥荒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姐弟三人与以色列南部的和平活动家薇薇安·希尔弗（Vivian Silver）是好友，他们都曾积极参与她创立的巴以和平组织“妇女为和平”（Women Wage Peace）的活动。盖娅说，当哈马斯在10月7日越过边境时，他们未能区分出“反对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人”和“希望他们得到福祉的人”。

2023年11月28日，盖娅的6名家人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首次人质交换中被释放。被关押52天的阿迪、亚赫尔、纳维，以及阿迪的母亲肖珊（Shoshan Haran）、肖珊的嫂子莎隆（Sharon）和她的女儿诺姆（Noam Avigdori）回到了家人身边。

盖娅得知，7名亲人被关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家里，因为“以色列的轰炸而不断移动处所”。他们消瘦了一些，但情况不算很糟。“和那些被关在地道里的人质相比，他们的处境相对较好，因为地道里更黑、氧气不足、食物匮乏，很可怕。”盖娅说。

12岁的诺姆回到家后，大部分时候状态良好，但她有时却会在睡梦中尖叫着惊醒。她的爸爸亨（Hen Avigdori）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说，“她不愿让爸爸离开她的视线一步”，“有时我问她，我能出去倒垃圾吗？她不让我去。她几乎‘挂在我身上’”。

盖娅告诉我，被关押期间，“孩子们不允许大声哭泣或说话”，“他们仍然记得被带出贝埃里农庄时的情景：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被白色丰田车掳到加沙……这些创伤会永远刻在他们的灵魂里”。

到2023年11月底的时候，251名人质中有105人获释，其中包括81名以色列人、23名泰国人和1名菲律宾人。但盖娅的家人尚未感觉到团聚的喜悦——塔尔仍然生死未卜。“他和他们被分开关押，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没有坏消息，但也没有好消息。”盖娅说，孩子们重新上学，生活却远不像表面一样“正常”，阿迪的两个孩子会问：“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爸爸，我们没有爸爸？”现在，爸爸终于回来了。

2月22日，被哈马斯释放的人质奥默·文克特（捂脸者）到达以色列佩塔提克瓦的贝林森医院

漫长的煎熬

在塔尔回家的两天前，盖娅接通了我的视频电话，她身边雨声磅礴，几乎盖住了她的说话声。她正在西耶路撒冷的国会大厦前参与示威活动。72岁的盖娅是一名陶瓷艺术家，除了每周一天半去学校教艺术课以外，每天都会来到国会大厦前的帐篷抗议，那里挂满了未归人质的海报、黄色丝带、以色列国旗，帐篷旁摆着各式花束。

弟弟艾维亚塔尔遇难后，盖娅从2023年底开始整理他的画作，在一位编辑的帮助下结集成册，并举办展览。她也写下自己和周围亲友对弟弟的回忆，编辑成书。但这些都无法真正填补她的失落。“我甚至没有动力继续做自己的陶瓷创作，”盖娅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2024年9月的一天，盖娅带着回忆录去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约见编辑。她途经国会大厦前，看到抗议的帐篷，便毫不犹豫地加入，迄今已经坚持了5个月。不过，盖娅从未等到一位政府官员或执政党（利库德集团）议员驻足她的帐篷，“反对党议员倒是来过几次，但也很少”。

2023年10月，为反击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军队旋即向加沙地带开展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军事行动的推进，反而加剧了人质家属的不安。

袭击发生后不久，人质家属和声援人质的民众就开始聚集到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外的广场上，紧邻着可能左右人质命运的国防部。人们将广场改造成“人质广场”。人质家属、学校和青年团体、退休人员、外国访客等络绎不绝，各类集会和抗议此起彼伏。内塔尼亚胡拒绝哈马斯的换囚计划后，情绪日益激烈的人质家属还决定从特拉维夫出发，用5天时间步行前往位于耶路撒冷的内塔尼亚胡住所，要求后者“给予答案并采取行动”。

2024年6月8日，以色列军方和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中部努塞拉特难民营及其周边地区发生激烈战斗。图为受伤的巴勒斯坦人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以色列士兵被武装团体绑架，后者要求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来交换的事例，哈马斯也提出了“所有人换所有人”的换俘计划。到2023年11月中旬，哈马斯称准备释放70名妇女和儿童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转变了此前的拒绝态度，和哈马斯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

2023年11月下旬，第一批人质在为期4天的停火协议中获释。那是人质家属少数的乐观时刻。人质家属阿维拉姆·梅厄（Aviram Meir）告诉我，“那时我们都觉得亲人终于要回来了，看到希望的曙光”。但他的希望很快就渐渐消散。

2023年12月初，内塔尼亚胡和战时内阁成员与人质家属进行了一次会议。参会人士后来告诉《以色列时报》，会上有人大声抗议，但内塔尼亚胡没有直接回应他们的任何要求。一些与会者要求总理辞职。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哈马斯提出的要求连你们都不会答应。”一个月后，他再一次拒绝哈马斯提出的停火和人质交换条款。

后来传来的都是一些坏消息。2024年1月，以军方在加沙地带找到了一名人质的尸体，他的母亲指责以军在她儿子所处的地道中灌注毒气，导致其死亡。家属们越来越意识到，政府“消灭哈马斯”的战略目标和“安全带人质回家的目标”并不一致。2024年2月，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Smotrich）明确说“‘人质的归还’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5月，定居点和国家使命部长、极右翼政客斯特鲁克（Orit Strook）说在当下的战争中，士兵们正“抛弃一切，为政府制定的目标而战”。他轻率地提到人质的人数，“22人、33人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绝望与疲惫中，人们默默地坚持。犹太人拉比·阿维丹·弗里德曼（Rabbi Avidan Freedman）从2023年11月开始在“人质广场”参与抗议。他记不清自己到底参加过多少次声援人质的集会，因为每周六晚，“人质广场”和以色列各地都会举行抗议集会，“有时持续几小时，有时是一夜，有时是几天”。

家属的行动也从单纯的向政府施压，转而更为多元的诉求。家属们组成了“人质家属论坛”（Hostages’ Family Forum），用集体身份来面对媒体、政府和国际社会。2024年2月，由人质家属组成的代表团和数十名律师前往荷兰海牙，向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起诉哈马斯领导人。

民众的努力

阿维拉姆曾是一名活动策划师，但外甥被劫为人质后，他几乎放弃工作，全职为外甥游说。从未涉政的阿维拉姆开始频繁和议会与政府接触。他的首要任务是为人质争取政府补助——他所在的小组负责联系以色列财政部长、外交部长，以及他们的下属，确保这些官员每天都看到人质相关的新闻。阿维拉姆和其他家属推动了一项法律。该法律2024年5月在议会通过，规定每一位获释人质都被认定为“部分残疾”，可以获得每月津贴和一次性款项。此外，法律还规定政府将为人质提供购买汽车、支付学费和住宿费的补助，以及长期的医疗援助。

阿维拉姆向我解释说：有些人质的家被烧毁，家人丧命，他们承受着严重的心理创伤；有些人从加沙回来后，身体出现了以前没有的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和看护；还有一些人失去了生计，情况非常复杂。

人质家属的煎熬在以色列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人们常说，在以色列，“六人定律”（指全球任何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隔六个社交关系）被缩小为“三/四人定律”。尽管阿维丹的亲友没有在10月7日袭击中受伤，但他仍因深深的情感共鸣，持续参与抗议。“我常常坐在议会外，身边的人走过来问：‘你是人质家属吗？你家里有谁被扣为人质？’我告诉他们，我有73个亲人在加沙被关押。听到这个数字，他们总是点头，眼神沉重地说：‘我们懂，我们也一样。’”

也许是为了回应这种情绪，2024年6月8日上午，以色列军方突袭了加沙中部努塞拉特难民营（Nuseirat Refugee Camp）的两处建筑，成功救出4名人质——其中包括被单独关押的中以混血女孩诺雅·阿加玛尼（Noa Argamani），以及另外3名男性人质。

阿维拉姆终于等回了自己的外甥阿尔莫格·梅厄·扬（Almog Meir Jan）。此前6个月，阿尔莫格和另外两名男性人质一起被关押在一座加沙民居的二楼。那是一个有5个孩子的巴勒斯坦家庭。阿尔莫格从没有机会看到他们，但能听到“孩子的哭声”。房间有窗户，但窗帘始终紧闭。武装警卫看管他们，只有得到允许后才能去上厕所。每个人只有一条内裤，反复洗着穿，没晾干就不穿。

2023年11月20日，英国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以色列人质阿尔莫格·梅厄·扬的妈妈和舅舅通过媒体呼吁“带人质回家”（视觉中国 供图）

在那个房间里，阿尔莫格和同伴们会一起打牌、唱歌，唱那些歌词里带有最多“爱”字的歌。另一名俄裔人质不太会说希伯来语，阿尔莫格便教他学习希伯来语，还一起学了些阿拉伯语。正因如此，阿尔莫格在被关押的最后阶段，偶然看到屋外电视里播放的新闻时，他听懂了：半岛电视台正在报道，以色列人在街头抗议，呼吁将人质带回家。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被遗忘。

让家人遗憾的是，阿尔莫格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在他被俘后日渐消沉。阿尔莫格的姑姑迪娜（Dina Meir）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回忆，哥哥自从儿子被俘后，每天盯着电视，不愿和任何人交流，体重骤降20公斤，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2024年6月8日解救行动结束，迪娜第一时间驱车赶往哥哥家，敲门想告诉他阿尔莫格终于回来了。可她敲了很久，屋里却没有回应。“我哥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说，“他没能等到儿子回来。”

阿维拉姆看到了外甥身上的变化。“他以前是个大嗓门的人，”他说，“可在被关押期间，哈马斯不允许他大声说话。现在，他的声音变得很轻柔，语调也平静了许多。”

虽然带回了人质，但这场被以色列称为“阿农行动”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广泛争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Fontelles）称其为一场“血洗”。以色列军方称，他们掌握的信息显示行动中的巴勒斯坦伤亡人数“不到100人”，但加沙卫生部的统计数字远高于此，称至少有27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64名儿童和57名妇女。

“阿农行动”也没有平息人质家属和政府的矛盾。包括当天解救的4名人质在内，以军在7个月里仅仅依靠军事行动解救了7名人质。在“阿农行动”当天的军方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以军方发言人、海军少将哈加里（Daniel Hagari）直言，军事行动是无法“带所有人质回家”的，唯有靠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很快，家属和数万名以色列公众又一次走上街头，要求政府与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则警告，若以军继续用军事手段解救人质，他们将杀害人质。8月底，以军方在拉法的地道里发现了6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证明哈马斯实施了此前的威胁，让以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2025年1月，新一轮人质交换启动，让更多家庭得以团聚。正在美国西北大学访学的加沙爱资哈尔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姆海马尔·阿布萨达（Mkhaimar Abusada）告诉我，实际上，现在的这份协议与2024年5月美国前总统拜登提出的方案几乎一致。但当时，内塔尼亚胡没有接受协议，而是选择在联合国及多国的反对下对难民聚集的拉法发动进攻。阿布萨达认为：“最终促成这份停火协议的关键因素，是特朗普的施压。他希望在正式就任前推动加沙局势缓和。”

南辕北辙

2025年1月25日，哈马斯将10月7日袭击中扣押的4名女性军事观察员交给以色列，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200名巴勒斯坦囚犯。莱比·阿布·阿罗布（Rabee’ Abu Alrob）就是其中一个。

“我是在最后一次律师探监时得知自己要被释放的，”莱比说，“那是一次视频会见，理论上律师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谁会被释放，但他多少有些暗示。1月25日前的某一天，以色列狱警让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转监到位于纳卡布地区（以色列称内盖夫沙漠）的监狱，那是我们这些重刑犯通常不会去的地方。这时，我知道自己要回家了。”被释放的通知是凌晨3点来的，在以色列监狱里服刑了23年后，莱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但莱比没法回到巴勒斯坦。2000年，他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参加了武装团体“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因袭击以色列军人和平民而被捕，被判终身监禁及35年零4个月，他在被释放后立即被遣送至埃及。和莱比同一天获释的巴勒斯坦囚犯中，像莱比一样不被允许返回巴勒斯坦的重刑犯就有70名，但更多是轻刑犯和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抓捕的巴勒斯坦人。

根据监测巴勒斯坦逮捕和拘留情况的民间组织Addameer的统计，截至2025年2月5日，以色列监狱内的巴勒斯坦政治犯为1万人，其中未经起诉和审判的“行政拘留者”超过3300人——2023年9月19日时，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200人和1264人，意味着2023年10月7日袭击后的500余天里，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政治犯几乎翻了一倍。

以色列和平活动家、致力于和解的国际社群组织中东地区主任格申·巴斯金（Gershon Baskin）向我分析道，以军在10月7日后加大力度的扫荡和抓捕是一种“复仇”行为。在当前战争中，哈马斯的策略是试图用少数人质交换更多巴勒斯坦囚犯，并通过先释放以色列平民、将以军士兵俘虏留到最后的策略，逼迫以色列做出“高价”交换。

很显然，这样的人质交换并不通向和平。被释放后的莱比抱怨鲜有国际媒体报道巴勒斯坦囚犯问题，他向我历数在狱中如何挨饿、挨冻，如何被打，如何被肢体和言语羞辱。

巴斯金曾参与2006年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一名在巴勒斯坦部队越界突袭中被俘的以色列士兵）人质交换协议的谈判。那一次，以色列释放了1027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哈马斯加沙分支领导人的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辛瓦尔，一个为了解救沙利特而付出的代价，最终转化成了新一轮冲突与动荡的关键人物。正是他策划了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

2018年12月16日，时任哈马斯加沙分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挥手者），出席在加沙城举行的哈马斯成立31周年纪念活动

巴斯金告诉我，辛瓦尔回到加沙后，始终将“清空以色列监狱”作为战略目标。“若哈马斯和以色列最终和解，双方都会进行‘大赦’，但哈马斯不可能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因此他们实现‘清空监狱’的唯一方式就是劫持人质。”巴斯金说。

现在，巴勒斯坦人希望以色列释放的重要囚犯里包括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作为法塔赫军事力量坦齐姆的领导人，巴尔古提在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策划了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被判处5倍终身监禁，从2002年起服刑至今。

2009年，在约旦河西岸举行的法塔赫党代表大会上，尽管身陷囹圄，巴尔古提仍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名列第三。许多人认为他是现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最佳继任者。作为一些巴勒斯坦人的“精神领袖”，巴尔古提强大的支持率令以色列深感忌惮，因此始终拒绝释放他的请求。以色列人权律师达尚-莱特娜（Darshan-Leitner）接受《传媒线》（The Media Line）采访时表示，释放巴尔古提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表明“恐怖主义行为”是可以原谅的。

在巴以冲突的现实中，几乎所有议题都像巴尔古提一样，导致双方意见南辕北辙，甚至会在巴以社会内部产生分歧。例如，莱比等因袭击事件入狱的囚犯被以色列视为“安全囚犯”，而巴勒斯坦则视其为“政治犯”，两者享有的人权差距巨大；莱比加入的“杰哈德”武装团体被以色列定性为“恐怖组织”，而莱比认为，其活动是回应以色列从1948年起的“武装占领”、对土地和经济资源的系统性剥夺、强迫迁徙而发起的“武装抵抗”。巴勒斯坦比尔宰特大学助理教授阿布达拉赫拉曼·吉塔纳（Abdalrahman Kittana）向我强调，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抵抗”恰恰是因为没有主权国家和正规军。

在巴斯金看来，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并不取决于释放或不释放谁。“只要没有真正的和平谈判，若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得不到承认、无法获得安全，巴以双方都无法实现安全，以色列的‘自由与解放’也将遥不可及。”他坚持认为，要实现和平，“两国方案”是唯一选择。而即便经历了至亲遇难和家庭成员被俘500多天的艰难时刻，盖娅仍然坚信同样的未来——一个没有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也没有哈马斯，“一个能让巴以双方共同和平生活的未来”。

但现实往往与理想主义者的期待背道而驰。今年2月1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Gideon Sa’ar）提出，加沙必须彻底“非军事化”。此前，有消息称，哈马斯已表示愿意将加沙地带控制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这被外界视为哈马斯的罕见让步。但萨尔也表示，以色列也不会支持这一计划。

萨尔呼应了特朗普此前“清空加沙”的设想：“加沙人想移民就可以移民。”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见媒体时将加沙地带描述为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后的“拆迁现场”，提议“要把整个地区都清理掉”，有可能将加沙地带的难民安置在一系列阿拉伯国家，这可能是临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