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扬州的史可法祠堂（摄于2020年12月）（陈扬 摄/视觉中国 供图）

四十年（1775）十一月，乾隆降旨追谥“胜国遗忠”。胜国，在典籍中又作胜朝，见于《周礼·地官》，郑玄注：“胜国，亡国也。”明明是败亡之国，为何称名胜国？盖因其被战而胜之。该词一般用于本朝称呼前一个朝代，将战胜攻灭之国如此称呼，大约不仅仅是纪念和嘲讽，也有几分镜鉴的含义。乾隆一向不大瞧得上明朝，突然整这么一出，要表彰那些个曾与清军血拼的明臣，其间也有思维轨迹可寻，与纂修四库全书相关。

时为开设四库馆的第三年，经过征集遗书、挑选善本、辑录佚著、撰写提要等诸多努力，一部旷世巨著已有了大模样。而自三十九年八月通谕各省督抚“查办违碍书籍”，一股禁书狂潮也随之燥然而起。军机大臣寄发出一道道上谕，各省督抚司道等不敢不响应，屈大均、澹归、函可等人遭到厉禁，明代的史著文集都被放在显微镜下，就连收藏者也会突遭惩处，藏书家和书商无不战战兢兢。

这种情势下极易出现层层加码，出现借机报复攻讦行为，小人得意，世风大坏。各地搜缴之书陆续运至，乾隆已无暇一一翻阅，四库馆从纂修中挑选戴衢亨、蔡廷衡等明敏之员，组建了十余人的审读班子，“将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后各书，逐一复加检阅，详细磨勘，务将诞妄字句删毁净尽”。他们提出“应行销毁书”144部，“应酌量抽毁书”181部，经总裁英廉、总纂纪昀等认真复核，开列清单，注明缘由，上呈御览定夺。禁毁大势已成，弘历又拿出一副平正公允姿态，接连降旨，制止各地的一些过当行为，也纠正史官对前朝的过苛评述。如浙江巡抚奏请销毁《明纪辑略》，理由是附有明末三王纪年，乾隆认为并无犯讳之处，不必禁毁。

与追查函可、澹归之书同时，乾隆帝即命在编纂《通鉴辑览》时，附记易代之际南明唐桂二王事迹，谕曰：

前命编纂《通鉴辑览》，馆臣请不录福王事实。因念历朝嬗代之际，进退予夺，系乎万世公论。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习，以曲笔妄为高下，朕实鄙之。即如福王承其遗绪，江山半壁，疆域可凭，使能立国自强，未尝不足比于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贻颠覆，而偏安之规模未失，不可遽以国亡书法绝之，特命于明崇祯末附纪福王年号。（《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五）

称朱由崧为福王，意指并非正统，进而将其在芜湖被一伙叛将背着抬着弄到清军大营，指为南明弘光朝灭亡的标志，认为这样才“合乎人情天理之公”。

至于此后的南明唐王、桂王，“遁迹闽滇，苟延残喘，不复成其为国”，与宋末昺、昰二王的情形近似。但毕竟是明室宗支，并非伪托，属下也有一批忠义之士，“始终不屈，以致陨首捐躯者，不一而足，较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清朝史官长期斥之为伪朝，乾隆此时忽有所悟，令四库总裁编述唐桂二王始末，附入《通鉴辑览》，也命对仗节死义者详加考订，记载其事迹。

不仅于此，乾隆还要对那些为明朝殉节诸臣赐予谥典，命大学士九卿集议上奏。谕旨称：对易代时胜国死事之臣，历朝很少予以表彰；本朝定鼎之初，顺治皇帝赐谥崇祯末殉难之大学士范景文等20人，实为亘古旷典。但当时未能遍为搜访，久而当时事迹渐渐彰显，陆续载入《明史》。他说自己读《清太祖实录》，曾有感而作《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努尔哈赤以劲旅数千迎击明军20万，歼戮过半，晚明良将如刘綎、杜松等战死，其竭忠效命之举也值得嘉悯。另如大臣孙承宗、卢象昇等死于抵抗清师，周遇吉、蔡懋德、孙传廷等死于与大顺军作战，“凛凛犹有生气”，不应随着明亡一并泯灭。乾隆特别举史可法、刘宗周等为例：“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同时也再次谴责金堡、屈大均等人遁入空门，“幸生畏死”“丧心无耻”。这位大皇帝熟读儒家著作，喜欢引经据典，却常是挑拣一些符合己意的词句。在他看来，要么为前朝死节，要么为本朝效忠，否则就没啥理由活着。

四十一年（1776）正月，在为一年一度的祈谷大典斋戒时，弘历惦记着此事，忽又想到永乐间靖难之役中的死节诸臣。他对永乐帝历来厌憎，斥其以藩臣“犯顺称兵，阴谋篡夺”，赞扬景清、铁铉辈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志节凛然；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无惭名教；也指出后来的明朝君臣皆讳莫如深，不予平反褒扬，“使忠臣义士之气，久弗克伸”。弘历谴责朱棣性情残暴，对方孝孺、黄子澄诛灭十族，复令人蹂躏其女眷，“余读史至此，未尝不深愤而痛嫉之”（《清高宗实录》卷一〇〇〇），命与明末殉节者一起查明追谥。

阁部大臣很快提交了编撰方案和样稿，大致依据《明史》《通鉴辑览》二书已有名单，分为专谥、通谥两类：“其生平大节卓然，又艰贞自靖者，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谥；其平时无甚表见，而慷慨致命，则汇入通谥之例。较著者为忠烈、忠节，次则为节愍、烈愍。”该名册收入3000余人，分别造册登录，于姓名下简括事实梗概，享专谥者附有赞词。乾隆即予批准，赐题《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当年十一月，该书的校勘印行完竣，以乾隆谕旨代序，后为历次上谕和御制诗等。卷一“专谥诸臣”，有关史可法一条写道：

督师、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锦衣卫籍，祥符人；崇祯中历安池道为安庆巡抚，爱民敬士，屡却寇兵，进南京兵部尚书，誓师勤王，迎立福王，出镇江北，力图兴复；大兵克扬州，自刎不殊，被执死之。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今谥忠正。

在获得专谥的所有前朝大臣中，唯有史可法一人谥为“忠正”，应出于弘历的裁定。

四十二年六月，内阁学士彭元瑞将一批史可法的书信、文稿，也有其身穿大红前明冠服的画像，献呈给皇上。这些物件从何而来？乾隆当然会询问，元瑞奏称在街市上偶然买到的。而据《扬州画舫录》的说法，乃得自江南大名士蒋士铨。彭元瑞担任江苏学政时，士铨主扬州安定书院讲席，二人为同年进士，同入庶常馆深造，毕业虽有先后，但同留翰林院为编修，交情深厚。推测应是在元瑞任满回京时，蒋士铨将珍存的史可法遗稿等交与他的，至于讬言购自书肆，或是两人商量好的说法，还是怕万一有麻烦。蒋彭二人献上这批文献资料，应是为追悼先烈。弘历亦性情中人，阅史可法于围城中所写家书，深为感动，遂提笔撰写诗文，“题于卷端，命廷臣和韵；并命大学士于敏中书御制书事一篇及《史可法复摄政王书》于卷”。所有这些诗文、画像、札稿，经过装裱，派员送交两淮盐政寅著，令其入藏扬州梅花岭的史可法祠，并镌刻于石，嵌于祠壁，以垂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