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FOTOE 供图）

《皇清开国方略》，编年体，32卷，以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为史脉，记叙大清崛起和定鼎北京之过程。事关本朝开创，当然属于特别重大的项目，弘历在四库开馆后不久，即传谕纂修此书。《四库全书总目》称“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而弘历与众臣所作《御制开国方略联句》夹注中，则说：“乾隆三十九年，予念祖宗功德炽盛，开创艰难，所以克承天眷者虽事具实录，而尊藏史宬莫由仰睹，乃命辑《开国方略》一书，俾予子孙臣庶咸仰谟烈。”（文渊阁本卷首）其实在四库诸书中较多存在这类微小的时间差异，应与官书编纂的复杂性相关。即如本书，若是乾隆于三十八年起意和发话，馆臣于次年搭班子开办，也就说得通了。

《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首一卷，清阿桂等奉敕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武英殿刻本

帝制时代的中华，王朝递嬗，各设史官记述本朝的兴起，多有东拉西扯、神仙佛道、托名天命所在之笔墨，渐而成为一种真假杂糅的书写模式。明太祖请翰林学士危素为父亲撰写碑文，也是这个路数，而朱元璋起于陇亩，对当年全家之穷饿刻骨铭心，认为“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使后世子孙了解创业艰难，遂亲自动笔，文中写道：“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阖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得不与葬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典何肴浆？”（《御制皇陵碑》）碑文也叙及其与大哥在旱灾中为谋食而别，“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情景真切。

若从文史功底上论，弘历能甩朱元璋八条街去，而由于降生皇家，完全没有对底层饥寒的感受。他为《开国方略》所撰序言，重在强调得国之正，强调列祖列宗并非明朝臣子，曰：

夫中国之嬗代，莫非其祖宗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兴于北漠，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虽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羁縻名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况乎戴不共之仇，乘自坏之势，抚定中原，建基立极。以武王于汤有光拟之则实于汉明有光，而唐宋在所弗论矣。故兹《开国方略》之著，不重于继明定中原，而重于自俄朶里以至赫图阿拉，因十三甲筚路蓝缕得盛京而定王业。若夫兴亡之始，长白朱果盖犹简狄元鸟姜嫄履迹，天生圣人治四海必有祥符与众不同，而更在于圣人之奋智勇、受艰辛，有以冠人世、答天命，夫岂易哉！

说着说着，便扯到了长白山三仙女、神鹊朱果的传说上，比前明老朱的胸襟境界可就差远了。弘历也强调先辈的创业艰辛：“予小子守祖宗之业，每于读实录，观我太祖开国之始躬干戈、冒锋刃，有不忍观、不忍言而落泪者。继思不忍观、不忍言之心，为姑息之仁，其罪小；观至此而不念祖宗之艰难，不勤思政治以祈天永命，慎守神器，其罪大。故令诸臣直书其事，以示后世。”此话亦不虚，我们知道这位大皇帝有一个习惯，即每天早起先要读一卷前朝实录，即便逢年过节也不放弃。

《开国方略》是一部大清形成史，乾隆命交国史馆纂辑，虽未见明确由谁来主持，推想必是一位“满大人”。查舒赫德于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兼任国史馆和四库馆正总裁，很可能就领了这个活。而老舒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管理吏部事务，又是军机处第二把手，两馆的事也要操心，实在太忙了！他不会不启动，应是重视程度不高，进展不快。有一个证据值得注意：该年三月舒赫德统计未竣书籍，开列了16种书名，《开国方略》竟不在里面。当年兴办四库，头绪繁多，加上弘历一会儿一个主意，不断加码，馆臣大概率是跟着皇上的指挥棒转，急项先办，直到舒赫德于四十二年四月病逝，未见办理该书的消息。

军机大臣、吏部尚书阿桂自云南受降回京，接了老舒在内阁的缺，也接任玉牒馆、国史馆、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一年后复奉谕旨：“国史馆恭辑《开国方略》，着大学士·公阿桂同办。”而所谓同办，即协办，应是先有国史馆其他总裁（此时福隆安为正总裁，和珅为副总裁）负责，推想是福隆安主事，阿桂参与编纂事务。福隆安为孝贤皇后亲侄儿，和硕额驸，刚满20岁就担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备受宠信，却不是个编书的材料。乾隆帝应也有所了解，两年后添派户部尚书梁国治与阿桂同办，福隆安乐得解套，阿桂成为第一责任人。

那时四库文渊阁本尚未完成，文源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也在紧锣密鼓地誊录校对中，皆让皇上挂心，子项目应粗略顾及，无暇细问。待到乾隆四十八年北四阁基本办竣，弘历便有更多精力整体考量，八月初三日降旨：“《开国方略》书成后，着交武英殿刊刻，并写入四库全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九九四）乾隆对钦办各书皆订立期限，《开国方略》的交稿定在该年年底。弘历此谕，表明已将此书列入重点项目，大约也以为即将完稿了。

可又过了一年，已经过了规定期限，《开国方略》仍未办竣，且同样超限的项目不止一个。弘历有些上火，命和珅一一询问核定。查明《盛京通志》，因乾隆四谒祖陵有应添事宜，先已奏明展限；《大清一统志》《职官表》《蒙古表传》也都有必须增纂之卷，而《开国方略》《宗室王公表传》《续通志》三书，既不用增纂，也未申请延期，“应请将该纂修交部议处，其总裁等未能督催速办，亦应一并察议”。结果本书纂修彭绍观被销去记录二次，免其罚俸；阿桂销去军功纪录一次；和珅罚俸六个月，因其还兼办《宗室王公表传》，再罚俸六个月。此事也有意思，主持核查者成为受罚最重的人，一向疼爱他的皇上也没说话。

《皇清开国方略》，今存乾隆五十一年武英殿刻本，卷首有弘历与诸臣的联句，一些与本书无关者如刘墉、彭元瑞也来凑热闹，大唱赞歌，神鹊朱果自也反复提及；有阿桂领衔的进书表，并开载梁国治等45名满汉纂修官和提调、收掌、翻译等员的职名。而最前面乃弘历亲笔手书的《御制开国方略序》，于结尾处写道：“然予此为，非啻自励而已也，欲我万世子孙皆如予之观此书之志，其弗动心落泪、深思永念，以敬天命，守祖基，兢兢业业，惧循环治乱之几，则亦非予之子孙而已矣！此开国方略之书所以作也，呜呼，可不敬哉？可不慎哉！”很动感情。此年弘历76岁，以老年人说祖宗之打江山，告诫子孙后世不可忘本，发自肺腑。而纪昀等人在撰写该书提要时，表示“臣等缮校之余，循环跪读，创业之艰难，贻谋之远大，尚可一一仰窥也，岂非万世所宜聪听者哉”，似乎有点儿过了，表演色彩太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