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律全书》内页

该书作者朱载堉，为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王朱厚烷嫡子，而5岁时父王被禁锢高墙，载堉在悲苦压抑的氛围中长大，席蒿独处，专心研究乐舞和历算之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音乐方面，他首创十二平均律，发明了累黍定尺法，其《乐律全书》刊行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影响深远。这样一部早已出版、且已收入四库北四阁的名著，怎么会是“未竣书”呢？此事也与乾隆相关。

五十年（1785）二月，乾隆前往国子监，举行盛大的临雍讲学礼。此时的太学，经历元明清三代约500年后终于兴建了辟雍，殿宇恢宏，栈桥四达，池中春水荡漾，周遭为汉白玉栏杆，皆遵照《周礼》之制。附近没有河流，最难办的应是圜水（环绕辟雍殿之水），早先御史曹学闵提议建造辟雍，就因缺乏水源作罢。而皇帝下了决心，大臣只能想办法，打了几口井，汲井水注之池中。试想那会是怎样的辛苦，会花费怎样的成本，又怎能持久？上个世纪80年代，首都图书馆设于国子监内，我辈常到那里读书，辟雍仍在，栈桥与雕栏皆在，就是池中无水，坑坑洼洼一块泥巴地，颇有点儿煞风景。

音乐乃古代礼仪的灵魂，临雍讲学亦然，“中和韶乐作，王以下各官行二跪六叩礼。乐止，召王、公、衍圣公、大学士、九卿、詹事、记注官入，至圣后裔、翰林院五经博士、各氏后裔及学官、进士、举人、荫生、贡生、监生并朝鲜国使臣，圜桥肃立”（《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四）。临雍之制与经筵近似，由四位讲官分两组进讲，算是一个铺垫，而皇上两次弘宣御论，才是重头戏。但铺垫也要妥帖得体，不能出差错，不能打磕巴，虽先期拟定文稿，已经过层层审阅，也要看临场发挥。时任祭酒邹奕孝进讲《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明快晓畅，给皇上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弘历得知奕孝精晓音律，命他兼管乐部事务。

也就是在此时，乾隆有了改纂《乐律全书》的想法，交给永瑢和邹奕孝办理，谕曰：

朕披阅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论音律算法，称引繁赜。但其中较《律吕正义》一书疏漏歧误之处，正复不少。盖乐律算法，义本相通，必须讲求贯串，以期画一。即如乐律以黄钟为本，而尺度之长短，视累黍为准。但黍有纵横，亦有大小颗粒，若用纵黍则较长，若用横黍则较短，其大小颗粒亦如之，原难定以为准也。是书所论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之说，尚为牵强。又书中所载乐谱内，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并未兼注宫、商、角、徵、羽字样，未免援古入俗，自应仿照《律吕正义》，逐细添注，方为赅备。……且如殿陛所奏中和韶乐，从前未免沿明季陋习，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数音者，听之殊与俗乐相近。经朕特加厘正，俾一字各还一音。目今朝会大典，钟簴铿簧，备极庄雅，业经载入《律吕正义》，彰彰可考，独不可融洽贯通乎！著交管理乐部算法馆之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邹奕孝、喜常，会同精核朱载堉所著此书，分门别类，务将《乐律全书》较《律吕正义》疏漏歧误之处，分列各条，公同详晰订证。如书中凡例、体裁逐加考评，载于提要之后，以垂永久，而昭厘定。（《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一八一，论内阁著皇六子永瑢等将《乐律全书》疏漏处订正载于提要后）

此时四库北四阁办竣已数年，而皇上要改，只能遵旨照办。乾隆也知道该书体量较大，若一一修改，时间和花费要考虑，想出一个办法：将所有修改订正之处开列明晰，放在卷首的“提要”之后，正文则保持原貌。

五十二年（1787）正月，军机大臣遵旨将杨抡《琴谱》交邹奕孝阅办，待其提出修订意见，即整理上呈，而乾隆要看奕孝本人的按语，只得再来找他，于《琴谱》上一一粘贴黄签。邹奕孝写道：

雅乐鼓琴，一字一弹，盖宋儒相传之法，指法惟用勾挑。世俗琴谱指法，右手有二十四势，左手有二十九势，皆雅乐所不取也。明朱载堉所谱诗歌，亦一字只用一音，而一音用正、应、和、同十六弹，已不免烦手之讥，况俗谱之五十三势，徒取悦耳者乎！古人谓吟揉绰注为淫声。夫吟揉绰注不过披拂，以取余音，非一字数弹也。然且禁之，则一字一弹，专取散声明矣。空弦谓之散声。今中和韶乐，只弹正声，不弹应、和、同三声，其音古质和平，非特俗谱所不敢拟，即朱载堉诗谱琴法，亦未可同日语也。（《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一八四，军机大臣奏遵旨将邹奕孝驳正案语并杨伦《琴谱》粘签进呈片）

传谕的军机大臣应是和珅，此时在军机处排名第二，首枢阿桂忙于军政大事，此类为皇上跑腿的事情就由他来做。和珅见皇上器重邹奕孝，也有意延揽，岂知此人不卑不亢，始终保持着距离。自来宠臣都很敏感，报复心很强，也有的是办法，不想转呈奕孝的按语即其一例，虽未做到，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几日后，和珅再奏：“昨蒙发下《乐律全书》校正条例，已交六阿哥同邹奕孝等将案语首条添改，谨夹签进呈。俟发下，交武英殿纂修缮写，并恭录御制诗二篇冠于书首。仍俟将文渊阁一分办妥进呈后，再将文源、文津二阁陈设之本一体遵办。其文津阁一分，即在京缮妥，带往热河，并于续办三分书内照式缮写。”（《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一八五）寻觅文义，竟是先有一份皇帝阅定的“校正条例”，交永瑢等遵办，与通常的做法不同。和珅还有一件奏折，曰：“臣等顷奉谕旨，将《乐律全书》校正条例并增注七音各谱缴进。适六阿哥已将前书同邹奕孝、喜常遵照指驳各条，添撰案语叙入条例，并于增注七音谱内改正。谨将原书夹签，同增注原谱一并进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一八六）亦证明是乾隆亲自操刀，对朱载堉原作提出修改意见。这位大皇帝熟知乐律，而正统意识无时不横亘于心中，所谓指驳也留下一些笑料。如其责备朱载堉“于雅颂《烝民》《思文》诸诗，以时俗《豆叶黄》等牌名小令分谱，未免援古而入于俗”，在后世研究者看来，恰是难能可贵之处。

查阅四库文渊阁本《乐律全书》卷首，最前为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谕旨，以代序言；接下来是一首五言御制诗《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加注与按语，颇为自得；还有五十二年、六十年所作御制文，附录“内廷翰林等考据琴谱指法按语”；然后才是永瑢、邹奕孝等遵旨所作校正，共42条，一一注明卷次页码。由是推知修订的工作量不大，仅需数月即可完竣。乾隆六十年那篇御制文与内廷翰林王杰、董诰、彭元瑞所撰按语，应属后来所添加。至于颇受乾隆青睐并参与修订《乐律全书》的邹奕孝，曾有过一段官场顺遂的日子，历任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担任武会试正考官、顺天乡试副考官、殿试读卷官，看上去前程大好，而突然被差往山东、福建做学政，于乾隆五十八年夏病故。卿贰出任学政很常见，是以也不能说和珅搞了什么小动作，天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