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国志》插图（Fotoe 供图）

契丹，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早期活动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史迹迷濛。唐朝末年，首领耶律阿保机先行兼并同族各部，接下来统领亲军征服临近部族，设立州县，任用汉人，制定律条，创造契丹文字，组建宫卫骑军。阿保机于916年称帝，国号就是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建元神册。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后国力更盛，攻占汴京，改国号为大辽，其后也曾改号大契丹，不久又复称辽。至萧太后摄政时，政通人和，国势走上强盛的巅峰。大辽享国200年有余，若算上播迁中亚的西辽王朝，则超过300年，为我国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王朝。

根据苗润博《〈辽史〉探源》的研究，辽初即有设官纪事之制，对国家大事、皇帝行止逐次记录，而非清代著名史家赵翼所说“圣宗以前事”皆后世所追记。关于辽代史的撰述，辽漆水郡王耶律俨曾著《皇朝实录》70卷，可见纪、志、传等区分，已基本具有国史的格局；金初遗民耶律固奉敕主修《辽史》，其弟子萧永祺继之，共得75卷，对耶律俨之作多所继承；金章宗有旨重修《辽史》，历时18年撰成，未见刊刻，仅知有稿抄本流传至元代内廷，成为元末修史时的主要依据。但总体说来，辽代传世的文献资料甚少，契丹文字亦颇难解读。元人所修《辽史》虽流传至今，因纂修潦草匆促，“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元脱脱等《辽史》，卷首）。而乾隆帝在编纂四库时就表达了不满，命馆臣修订《辽史》，并编撰《三国史语解》。至于《契丹国志》，那时的乾隆应没有注意到。

作为与辽国长期并存、常要受其威胁滋扰的宋朝君臣，自然对这个邻国（也是敌国）倍加关注，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等书皆有记述。而在大辽灭亡之后，才出现一部全面叙写其历史的《契丹国志》。为何不用《辽史》为书名？应是宋人以辽为别国，并非华夏正统，更不是大宋的“前朝”，不愿意称“辽”，径以“契丹”名之，可证敌意之经久不灭。本书编纂之时，大宋亦风雨飘摇，是以记述欠详，留下许多谜团，如始修的年代，纂成的时间，卷首进书表的真伪，都存在疑问。经过几代学者的追索考证，一般认为《契丹国志》乃南宋理宗皇帝敕修，成于宋末或更晚，由叶隆礼编纂成书，遭际离乱未能刊行，仅有稿抄本流传。

叶隆礼，字士则，号鱼林，嘉兴人，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进士，历任建康西厅通判、秘书丞、两浙转运判官、军器监、直宝文阁、朝奉大夫等职，宋末谪居袁州，入元后未见行迹。很难判定叶氏在何时奉旨编纂《契丹国志》，出诸一人之手还是担任主稿，成书后曾否经过后人改纂？而该书所用史料，多取自宋人著述，亦不乏第一手史料如《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持与元人《辽史》相比对，多有佳胜处。以故史家对此书褒贬不一：元代著名儒臣苏天爵作《三史质疑》，认为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滋溪文稿》卷二五）；清初学者钱曾则赞扬“隆礼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洵有良史之风”（《读书敏求记》卷二）。

四十六年十月，乾隆审阅了四库馆进呈的《契丹国志》，发现存在错谬甚多，指令纪昀等人改纂，谕曰：

四库全书馆进呈书内，有宋叶隆礼奉敕所撰《契丹国志》。其说采摘《通鉴长编》及诸说部书，按年胪载，抄撮成文，中间体例混淆，书法讹舛，不一而足。如书既名《契丹国志》，自应以辽为主，乃卷首年谱，既标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实内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岂非自乱其例？又，是书既奉南宋孝宗敕撰，而评断引宋臣胡安国语，称为胡文定公，实失君臣之体。甚至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缪。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又引胡安国论断，以劫迫其父、开门纳晋军之杨承勋，谓变而不失其正。时承勋被围，虑祸及身，乃劫其父，致杀戮，而己受爵赏。夫大义灭亲，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亲，岂有蔑伦背义，尚得谓之变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右逆子而忘天经，诚所谓胡说也。其它乖谬种种，难以枚举。

由此可知，乾隆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正统纲常，在于君臣父子。此即史家所谓“书法”，亦称笔法，为古代史官之法脉准绳。乾隆指出的达数十条，皆此类问题，至于书中的记述不一，前后重复，倒是不太在意。馆臣（纪昀等三总纂）哪敢发表不同见解，只有连连称是，检讨自己见识鄙陋，请求将此书撤出。皇上则称不必，再谕：

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纪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著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其志中之事迹，如祭用白马、灰牛、毡中枯骨、变形视事及戴野猪头披皮之类，虽迹涉荒诞，然与书诗所载简狄吞卵、姜嫄履武，复何以异？盖古人神道设教，以溯发祥，义正如此，又何信远而疑近乎？其余辽帝过举，如母后擅权诸事，足为后世鉴戒者，仍据志实书，一字不可易。该总裁等复阅进呈，候朕亲定，录入四库全书，并将此旨书于简端，以昭纲常名教、大公至正之义。（《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八一五，论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

对于纪昀等人，本书与其说是一个改纂项目，不如说是一项政治任务，类似的文字改动已做过很多，难度并不大。而9年在馆，大家早已修炼成精，为显示审慎，并不急于提交修改稿。磨磨蹭蹭过了一年多，拖到四十八年二月始献呈御览。未见皇上批驳，应是较为满意吧，接下来交誊录抄写，又过了一年多得以办竣。

应与乾隆的态度相关连，《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评介较为严苛，指出其抄撮前书、节录失当、颠倒事实、朔闰互异之失，谕旨中所斥“体例参差，书法颠舛”等语皆所摘录，但也酌加肯定：“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如道宗寿隆纪年，此书实作’寿昌’，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所说主要是辽国稀见典籍，叶隆礼为何能得以参考使用？宋亡时叶隆礼年约五六十岁，且《千顷堂书目》称该书为“元人叶隆礼撰”，可推测他在入元后又作了增补修订。往事微茫，只可付诸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