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纪霖

我与鲁迅是同乡，还曾经与鲁迅是邻居 —他住大陆新村九号，我在大陆新村三号出生、长大 —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少年时期，读着鲁迅的书成为文青，模仿他的文笔，以至于八十年代发表知识分子文章时，很多读者以为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我从来没有写过鲁迅。写鲁迅的人太多，几次想动笔，都放下了。特别是喜欢胡适以后，似乎与鲁迅更远了。不过，鲁迅依然挥之不去，虽然思想有距离，但心似乎是相通的。然而，最近我重新读了鲁迅以及王晓明、钱理群两位对鲁迅的研究，忍不住想说说鲁迅，特别是他的虚无主义。

是的，鲁迅骨子里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是五四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晚清思想界的旋律是高昂的，不仅儒家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进化论思潮也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然而，到了五四时代，王权崩解了，儒家的信仰也随之沉没，旧的已经逝去，新的尚未立足，于是，“五四 ”便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心灵秩序也破碎了。

钱永祥先生提出过，在一个祛魅的世俗化时代，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纵欲 ”与“虚无 ”。所谓 “纵欲 ”，乃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觉，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而所谓 “虚无 ”，乃是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瞬间崩解，沦为对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有所坚持。细细观察一下五四时代，何尝不是有这两种态度？周作人有一段话：

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 ……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哭；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途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知堂老人在这里描述的，是面对旧价值的崩解，无路可走时，四种不同的 “纵欲 ”与“虚无 ”。第一种 “纵欲 ”是精神性的，找到了新的皈依与信仰，“以为是往天国去 ”，这是 “五四 ”后期出现的各种主义以及为主义献身的狂热。第二种 “纵欲 ”是物欲性的，“醉了 ”“睡了”，精神的信仰既然陨落，那么就沉湎于身体的欲望之中，成为一个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这是杜亚泉犀利批评过的民初功利主义狂潮。第三种是逃遁的 “虚无 ”，李叔同出家、朱谦之自杀，周作人以平和的心情，苦中作乐，成为在世的隐士。而第四种呢，则是另类的 “虚无 ”“，以为是下地狱去 ”，以战士的姿态 “悲哭 ”。这，在我看来，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的虚无，似乎与生俱来。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下了大狱，作为长房长孙的鲁迅，从人人奉承的少爷跌入到处处遭受亲戚街坊白眼的境地，让他的心灵受了创伤，一生从未痊愈。在肃杀的世态炎凉之中，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人心中的冷酷。“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日本留学期间，恐怕是鲁迅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自比尼采式的 “魔罗战士 ”，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拯救众生堕落的灵魂，而自己，正是启蒙群氓的精神救世主。然而，他以满腔心血编的《新生》杂志，却受到了冷遇，印了一千五百本，只卖出去一百本，玫瑰色的启蒙之梦破灭了，他发现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是 “一小撮”：“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就是为什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鲁迅反而意兴阑珊的缘故。他似乎悟透了一切，像他翻译的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主人公那样，“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以他怀疑的性格，认定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苏格拉底、耶稣，到雪莱、拜伦，不是死于民众的围观，就是被庸众视为异端。革命者就义，看客吃冷血馒头，是多么令人心寒的景象！即使后来鲁迅被钱玄同说服，重新拿起了笔，内心里未必有多少暖色，眼前晃动的，都是小说《药》中那些华老栓式的愚众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