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物种”会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图为姚明在肯尼亚宣传保护非洲象（视觉中国供图）

不受保护的蝙蝠

如果不是疫情放大了那些家中飞进蝙蝠的个案，你还能回想起上一次遇见蝙蝠是什么时候吗？

国家动物博物馆研究馆员张劲硕是搞蝙蝠分类出身的，他告诉我，北京有过记录的蝙蝠为20多种，但实际在城里和郊区，除了东亚伏翼最常能遇到外，也就是东方蝙蝠、中华山蝠和大棕蝠还可以觅见踪影。“原来常见的还有长翼蝠和犬吻蝠。2006年，我在中科院动物所的门口看见一对犬吻蝠在飞舞。它们有像狗一样的嘴，飞行时还会发出‘吱吱’的声音。一连几个夏天都能看到，后来就没有了。”

推测这些蝙蝠消失的原因，张劲硕认为主要是因为食物和栖息地的减少。大多数蝙蝠都吃昆虫，城市绿化大量使用杀虫剂后蝙蝠便没有了食物。平原中蝙蝠休息时需要找到缝隙，老城区的平房就提供了这样的安居之处。随着城市改造，在直上直下、严丝合缝的现代建筑上难以再找到安身的孔洞。郊区则是另一番情况——那些有天然洞穴的地方被开发成了景区，需要洞栖的蝙蝠便“流离失所”了。张劲硕还记得研究蝙蝠的汪松老先生曾经和他讲过，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的牌匾后面，掀开来看到竟然有五种完全不同的蝙蝠。“那是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应该是蝙蝠数量的黄金年代。”

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利用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各地的蝙蝠都在减少。普通人大概不会意识到这些“其貌不扬”的蝙蝠变少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蝙蝠有着在生态系统中不可小觑的价值。

小型蝙蝠靠着回声定位系统捕食蛾子、甲虫和蚊子等会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威胁的昆虫，一只蝙蝠活动一个夜晚能吃掉体重一半的虫子，一个洞穴中的蝙蝠一年消灭的虫子是几十吨。蝙蝠消失，会引起虫害大暴发，人类愈发需要喷洒药物来维持作物生长。体型稍大的果蝠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里又是很多植物的传粉者和种子传播者，对森林演替起着关键作用。而对于蝙蝠栖息地的侵扰，则让蝙蝠携带病毒有可能经由中间宿主后传染人类，引发公共卫生事件。亨德拉病毒是因为马匹吃了被蝙蝠尿液污染的草，尼帕病毒是因为猪吃了被果蝠污染后掉落的水果，假如马圈和猪场能够选址在远离蝙蝠栖息地的地方，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灾难了。

蝙蝠如此重要，为什么不对蝙蝠加以保护？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不保护蝙蝠。《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覆盖范围没有囊括所有的野生动物，它只涉及三类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所谓的“三有”动物。蝙蝠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无论是直接伤害蝙蝠，还是破坏它们的栖息地，都无法有任何惩罚措施。

能否纳入国家和省级保护名录，主要考虑的是某一物种的濒危程度。这种在保护名录上的缺失，是由蝙蝠基础研究的薄弱造成的。“中国有160多种蝙蝠。绝大多数蝙蝠都是夜行性的动物，有些蝙蝠又是独居不是群居，本身就有很大的调查难度，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因此，科研工作者明明知道某些蝙蝠十分濒危，却很难就某一种蝙蝠具体的数量和分布变化，提交准确的资料给专家团队来做评估。再加上分子生物兴起之后，传统分类学式微，从事蝙蝠分类学研究的人更少，极有可能见到一种蝙蝠之后也难以判断它的种属。”张劲硕说，“蝙蝠研究者本来就少，哺乳类的研究集中在大型兽类，也就听不到保护蝙蝠的声音了。”

而“三有”动物模糊的衡量标准也让蝙蝠无法被包括在内。“三有”动物名单最初是在2000年颁布的，当时表述为“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后来在2016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时，表述才改为“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动物名单没有做调整。

“应该说任何物种都有它生态学上的价值，不能以人类中心的视角来判断某一物种的价值有无。”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这样告诉我，“只是受制于某个阶段认识的局限性来做出判断，后果是十分危险的。”他举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同样不在任何一个名单里的高原鼠兔，仿佛也是蝙蝠命运的映照。“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鼠兔是无价值的有害动物，会在过度放牧的草场内挖掘地洞引起荒漠化。在长时间灭杀后，才发现其实鼠兔的存在会减少地面径流和洪灾发生的概率，对当地水文和土壤沙化都有积极影响。”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在野外考察

羚牛对自然环境的喜好和大熊猫非常相似

野猪是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角色

猪獾等许多并不够“明星”的野生动物，生存状况并不为人所知

基于这样的背景，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自然之友”等一批环保组织和机构在疫情之后提出了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法建议，其中就包括扩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野生动物指的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和人工环境里未经人类驯化的动物”。相应地，《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保护所有的野生动物，可以分为濒危程度较为严重的重点保护动物和一般保护动物。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上，除了过去对于濒危物种的保护，修法建议还强调了对栖息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普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