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平和的人”，“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

。“看透了世事，看淡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有裂痕，而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又读到他说，喜欢“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句诗。“意满”原来是知晓了苦难之多的领悟。因这世上苦人之多，苦难也随时可能降临于己，这眼前所能享有的一切，才如此珍贵，成为不幸之中的一点儿幸，值得感怀命运。这柔软，是对历史和苦难皆无常的领悟之后，所作的一种生命选择。

后来读到他曾解释自己所谓的“随遇而安”，“遇”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何况生活是很好玩的。他很清楚，“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心态，对民族亲和力和凝聚力会产生消极作用”。但他说，他自己本人的气质就不具有抗争性格，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更重要的则是“遇”，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遇”。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二是对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热情，恐怕很难

那段狂热的历史说明，理念并非一种实在的事实，生活才是可以抓住的实在。这种生活是由无数个细小的当下瞬间所构成的，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平平淡淡。

里”。他将这些深隐的东西与复杂体味，结晶于文字里，以有情有趣的语言展现人性，实际是以拯救语言恢复民族的智性。

孙郁论及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认为他所说的政治，不只是题材、主题等显在的东西。他的价值判断不在一般意义上的曲直忠邪里，而是暗含于人性深处不可名状的存在，“对于风气、人心、世道的感悟，非以观念为之，而存在于叙事的语态里”

。汪曾祺选择让抒情退出政治和理念，不再作为试图改造历史的工具，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找回它原本的灵动，美与真实，并因这种美使日常不至跌入庸常。

“抒情”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它提供了离乱浮生的复杂选项：唯我还是奉献，真情还是实意，救赎还是背叛，沉默还是牺牲……究其极，“抒情必须自我质疑在这一时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

快乐”。快乐从哪儿来？汪先生和沈从文一样，写的是美与善，是引人向上的、健康的人性，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混沌无规则，亦无目的的真情。被政治渗透扭曲的语言文字，不再能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文字如何回归它的真实？这是抒情的追求。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