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羊舍一夕》

仨老头，黄昏的重新开始

《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汪曾祺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在作家叶兆言看来，汪曾祺后来的大受欢迎，与带有强烈政治潮流写作的伤痕文学问题小说倒胃口有关。汪曾祺的走红，有个慢热的过程，他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叫好，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大红大紫。

与汪曾祺再度写作几乎同时，即将70岁的张中行，也开始了他的琐话写作。张中行是老北大上世纪30年代的毕业生，他的散文写作始于40年代，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后，写作时断时续。只是，长期以来，对他的身份，一些人只知道他是那时红极一时的小说《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原型。

1969年，张中行被下放劳动，两年后改造结业，根据当时的政策，回到河北香河老家，过起了真正的乡村生活。“文革”后期，张中行以临时户口身份，寄宿于北京西郊女儿家中。不久，他恢复退休待遇，继续到原单位帮忙编写语文方面的教材。尽管颠沛流离，但对于写作，他依然心不死。据《流年碎影》中的回忆，他的《顺生论》和《负暄琐话》中的一些文字，便写于“文革”后期。

谁也没想到，那些随手书写昔年见闻的篇目越积越多，最后汇集成为1986年出版的《负暄琐话》。“负暄”，语出《列子·杨朱》，取“冬天受日光曝晒取暖”之义。琐话写作，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更有《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民国学人的一代风流，许多“可传可感可念”的往事，通过张中行的杂感，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喜欢。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当张中行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报章杂志上时，学者孙郁敏锐地捕捉到一种异样的气息，“仿佛不是一位当代人，他像‘五四’那代学人一样，以平和、扎实、厚重的文字，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文化难题”。

差不多同一时期，人们惊异地发现，那个在冀中解放区以明朗、纯净的文风写下《荷花淀》故事的孙犁消失了，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时，60多岁的孙犁完全是一个沉浸在古籍阅读中的“老古董”。

“我们那会儿很多人喜欢看孙犁的读书笔记，大家愿意把孙犁作为一个话题来聊。他那么高冷的一个人，内心里还是一团火。”1986年进作协工作的陈徒手，印象最深的仍是后来收入《耕堂读书记》的篇什，在古书的阅读中，孙犁依然难抑对那场浩劫的慨叹。

“荷花淀”的影响依在。过去的小说被再印了出来。从50年代起便对孙犁的小说十分推崇的北京作家从维熙、刘绍棠，包括年轻的河北作家铁凝，都围绕在他的周围。只是，他一贯谨慎地否认了所谓“荷花淀派”的提法。1980年，在接受《文艺报》编辑吴泰昌的采访时，他回答：“记者同志，你知道，我不会狂妄到以我那么浅薄的作品，这么一点点儿成就，就大言不惭地承认有了一个什么派。我一贯是反对‘派性’的，当然这是学术。一些热情的同行们，愿意活跃一下学术空气，愿意爱好相同的同志们聚在一起热闹热闹。确实，我们冷清了很多年，也应该热闹热闹了。”

对孙犁来说，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他那时所写的小说，与过去全然不同了。他似乎走向了更深的传统，那正是借以《聊斋志异》的笔记体裁，几乎自传式写作“文革”际遇的《芸斋小说》。

80年代，是一个国门初开、各种文学思潮异常活跃的时期。那时，几个已入晚年的作家，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诸过去的人事，接续着那个久已断绝的文脉传统。阅读他们的作品，正如孙郁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所说：“他们三人的特点是，没有八股气和文人腔，文字背后有学识。这是我这代人没有的东西。我所受过的教育‘反智’的一面过多，对于历史无知，对于审美无知，但他们的文字，矫正了我的思想，让我感到，汉语的书写是有魅力的，但许多年间，汉语的表达被外在的东西抑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