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尊崇鲁迅，认同传统仁义道德是吃人的，“文革”时期写过样板戏，那时候基本要遵从江青的一套审美原则来写，但他又常常离经叛道，《智斗》那场戏是最经典的段落，他把民俗学的东西、民间的唱词写了进去，把红色文学给解构掉了。所以，他越是懂红色文学，越是知道其中的概念先行的荒诞。

去看文学史就不难发现，莎士比亚、博尔赫斯、海明威、尤瑟纳尔……每一个经典作家都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他们的语言能从时代的话语里脱离出来，表面上属于这个时代，但又形成了自己的逻辑。

那些已经死亡的士大夫话语，他用民间的话语给激活了。左翼呆板的话语系统，他以自由主义的方式把它拯救了，使左翼文学的底层写作有了弹性。所以在语言上，他就像有一个调色板，把不同的色调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语言系统。这件事，这100年间只有鲁迅做到，鲁迅之后就是汪曾祺了。

那些已经死亡的士大夫话语，他用民间的话语给激活了。左翼呆板的话语系统，他以自由主义的方式把它拯救了，使左翼文学的底层写作有了弹性。所以在

所以在语言上，他就像有一个调色板，把不同的色调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语言系统。这件事，这100年间只有鲁迅做到，鲁迅之后就是汪曾祺了。

和“五四”一代相比，汪曾祺是更敞开的，尤其是在语言上，他的开放度更高。周作人虽然研究民间文化，但他只能用象牙塔的语言写作，无法打通民间语言。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思想性很强，但他的文字就是书面语，不是那么有韵味的。像冰心那些人，也只能在相对单调的文体和话语体系里写作。到了延安时期，语言就更单调。但80年代之后的汪曾祺是个文体家，语言又兼备西方的、传统的、民间的，多样性更强。他把一些“五四”一代反对的东西又捡回来了，比如“五四”那代人反对“桐城派”，他恰恰喜欢桐城派一些文章。章太炎的弟子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黄侃没有一个喜欢韩愈，但是他却有点欣赏。

和“五四”一代相比，汪曾祺是更敞开的，尤其是在语言上，他的开放度更高。周作人虽然研究民间文化，但他只能用象牙塔的语言写作，无法打通民间语言。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思想性很强，但他的文字就是书面语，不是那么有韵味的。像冰心那些人，也只能在相对单调的文体和话语体系里写作。到了延安时期，语言就更单调。但80年代之后的汪曾祺是个文体家，语言又兼备西方的、传统的、民间的，多样性更强。他把一些“五四”一代反对的东西又捡回来了，比如“五四”那代人反对“桐城派”，他恰恰喜欢桐城派一些文章。章太炎的弟子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黄侃没有一个喜欢韩愈，但是他却有点欣赏。

这个传统教育不系统，但很生动，在这一点上，他把握得非常好。

孙郁：当然，你很容易从《大淖记事》《受戒》中看到沈从文的影子，他的创作是从沈从文那个脉络里流过来的，这毫无疑问。两人都是写乡村记忆、早期记忆，都是写自己的事。沈从文写湘西时，基本上是以乡村记忆来对抗都市文明，把故乡纯然的东西与都市的荒诞和扭曲作对比，是对城市生活对人性的异化的批判。汪曾祺不太一样，他虽然写的是乡土，但他笔下的乡土不是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积淀之下的乡村，它与都市生活并不矛盾。某种程度上，比《边城》的乡村更有普遍性。读他作品的时候，常常让我想到，这种日常在我小时候生活的东北小镇复州城里也有，上世纪60年代，那个小古城里也有一些读过私塾、写过八股文的老人，后来我在县城小报当

汪曾祺没有鲁迅写故乡那么沉重和苦楚，缺乏多维的思维。但他更侧重描述乡下的生命，是存在多种感受的，也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