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底召开之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反思了当时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因为政企不分而效率低下，对国有企业放权成为当时经济改革的重点突破口，但是如何将权力下放到企业，以及下放多少权力到企业，

袁庚之所以在当时能有如此大胆的设想，和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