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在韩国首尔的地铁里，消毒工人喷洒防化液

实习记者/张洁琼

31号患者

“31号”俨然成为了一个令所有韩国人感到恐惧的数字。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韩国便被迫成为了这场全球抗疫大战的“焦点”。

2月6日，一位61岁的韩国老妇遭遇车祸，被送进了医院。虽然只是一些轻伤，但她仍需要在医院待上一阵子，进行观察。进医院前，新冠病毒已经侵入她的体内，她很快出现发热症状。老妇整天在医院里休养身体，10天内很少离开医院。但作为一个虔诚的新天地教徒，她坚决不能错过礼拜。于是，2月9日和2月16日早上7点30分，她独自拖着病躯去了教堂。

进入教堂前，为了表示对神的尊敬，教徒们纷纷摘下了口罩，数千人肩并肩坐在教堂的地板上，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教徒们之间仅仅相隔5厘米，手肘挨着手肘，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休息时间，老妇会和其他教徒握手打招呼，也会和其他人一起在服务处分享便当。新天地教前教徒安素英向路透社记者回顾她参加礼拜的现场情景：“牧师每说一句话，我们都要跟着说一句‘阿门’，这是病毒传播的最好环境。”礼拜后的第二天，老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她终于做了新冠病毒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阳性，“31号患者”由此确诊。

在“31号”出现以前，韩国的防疫阵线还算坚固。娜娜是远嫁韩国的中国人，对疫情的关注度比一般韩国人高出许多。她每天会刷新闻关注韩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从1月15日韩国出现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以后，确诊人数缓慢上涨，“基本上是今儿蹦出一个，明天可能没有”，直到2月18日，新增确诊人数刚超过20人。但2月19日的新闻让娜娜突然紧张起来——当天确诊人数突然上涨几十例，“31号患者”上了各大新闻头条。

几天前娜娜刚结束了居家隔离，放心地摘下了口罩，但2月19日的新闻让她感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自己。当天的新增患者中有15位来自大邱市及毗邻的庆尚北道，并接触过31号患者，而娜娜正好住在大邱五环处的一个居民区里。没过几天，她听到家里广播通报说，小区里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听到广播的那一刻我特别紧张，24小时没敢出门。”娜娜说。小区管理处不愿意透露感染患者的具体位置和信息，但从那天以后，广播每天都会多一句提醒：“请以您身边就有确诊患者的标准来对待疫情，提高自己的防护意识。”

大邱，这座韩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开始陷入沉默。娜娜发现，街上很快空了，人们退回到家中，不再轻易出门。街边的牙科小诊所、美容院、面包房大门仍开着，但里面只有店主孤独的身影。马路上的绿树间也挂起了条幅，清晰标注着：勤洗手、戴口罩。

20日、21日、22日，接下来的几天，韩国新增确诊患者人数继续攀升。韩国防疫部门搜集了与31号患者一起礼拜的1001名大邱新天地教徒的名单，防疫官员们打电话过去，挨个确认他们是否出现了发热或咳嗽症状。整整一天过去，1001名教徒里回答有症状的有90位，无症状的有515人，其余396人难以取得联系。寻找变成了追踪，600名大邱警察被紧急调配，他们通过教徒们的手机定位和信用卡数据追踪他们的行踪，反复比对摄像头监控，确定教徒们的去处。他们挨个前往教会成员的家，从窗外观察屋里是否有生活的迹象，再敲开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