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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0日，印度拉贾斯坦邦城市阿杰梅尔的小学生在课间戴上口罩，以预防能随飞沫传播的甲型H1N1流感。自20世纪初开始，流感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致死人数最多的主要流行病

一款“反人类”游戏

美国政治惊悚小说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在1998年出版的《彩虹六号》中设想过这样的情节：环保恐怖主义者在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利用空调系统将变种埃博拉病毒传染给了数万名初始患者。当疫情蔓延到全世界之后，恐怖分子控制的制药公司又通过投放假疫苗进一步加快病毒的传播，最终导致全球绝大部分人口遭遇灭顶之灾。2011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传染病》（Contagion）则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和人类社会在面对未知致命病毒时暴露出的阴暗面：由于针对新型流感的疫苗研发滞后，阴谋论者开始向恐慌的民众兜售草药牟利，美国总统抛下民众避入地下应急指挥部，卫生官员绑架了WHO专家以图优先获得疫苗……

沃恩不是恐怖分子，对医学也所知不多。他只是一位就职于埃森哲咨询公司的IT专家，业余爱好是开发电子游戏。受到《传染病》的启发，沃恩创办了一家小型游戏工作室Ndemic，推出了一款针对手机用户的即时战略游戏《瘟疫公司》（Plague Inc.）。在游戏开局阶段，玩家可以从细菌、病毒、寄生虫、朊病毒、纳米病毒等七种“武器”中选择一种作为病原体，最终目标是使全球所有生物受到感染并灭绝。每种病原体拥有不同的传播特性：常规病毒易于突变且难以控制，朊病毒传播速度缓慢但较为隐蔽；玩家能否达成最终目标，与他选择的“武器”直接相关。玩家还可以选择在何处开始传播病原体：医疗条件不佳的非洲有利于病毒的前期扩散，但当地与全球其他地区来往不频繁意味着它可以被整体隔离起来，赤道地区的高温也可能威胁到病毒的生存。在发达国家开启病毒传播可以捕获更多早期感染者，但当地政府的应对会比非洲更加迅速。

《瘟疫公司》的开发者詹姆斯·沃恩展示游戏主界面

瘟疫爆发之后，传播者将会面对AI（人工智能）控制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阻击。无论是象征游戏难度的常规措施（是否强制洗手、医生是否随时待命、患者是否被隔离），还是关闭边境、限制旅游、安装新型消毒设备之类的高级别应对方案，都会阻碍玩家达成目标。此时，游戏也会允许玩家修正策略：他可以主动散布假消息和“反疫苗论”来麻痹公众，也可以利用一些随机事件（例如举办奥运会）将病毒带到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最终，只要玩家能在针对瘟疫的有效疫苗被研制出来并付诸投放之前，成功地将病原体改良到无法被现有医疗手段所遏制，并使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遭受感染，游戏便将以“瘟疫公司”大获全胜而告终。

如此“丧心病狂”的设定，当然会令第一次接触这款游戏的玩家略微感到抵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瘟疫公司》所反映的恰恰是我们真实经历过的历史：无论是“反疫苗论”的盛行，还是交通工具之于病毒传播的加成作用，甚至包括洗手、隔离这样的细枝末节，在人类与流行病漫长的斗争过程中都曾经实际出现过。不仅如此，游戏AI还会以资讯的形式比对玩家创造的虚拟病毒与鼠疫、肺结核、流感等现实中的流行病在传染性方面的差距，从而构成一种警示对照。玩家在游戏中“传播瘟疫”的同时，也变相进行了对自己的流行病知识教育。无怪乎自从2012年5月《瘟疫公司》问世以来，每逢全球范围内爆发新的流行病，这款游戏在各大平台上的下载量都会出现显著上升。2019年底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之后，Ndemic也在自己的网站上添加了指向世界卫生组织（WHO）主页的链接，以引导游戏玩家进一步认识现实中肆虐的冠状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