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后，洞庭湖的江豚数量有所回升，如今这里随时都能看到江豚

摄影/张雷

饥饿的江豚

在保护生物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灭绝旋涡”，指的是当那些曾广泛分布、数量较多的动物种群，缩小为一个孤独的小种群后，开始在原有灭绝因素外，面临更高的遗传和灾害风险，进而陷入恶性循环，如同卷入不断下降的漩涡，难以阻挡地加速走向衰退和灭亡。白暨豚就是一个陷入灭绝旋涡的典型例子，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对白暨豚的研究和保护刚刚开始时，白暨豚的数量还有400头，但随后，无论人类怎样努力，它还是一步步减少到200头、50头、7头，直至消失。

幸运的是，长江江豚尚未陷入这样的旋涡，虽然它曾表现出这样的趋势。长江江豚是目前长江上唯一的哺乳动物，根据资料，在上世纪90年代末，长江里共有2700头江豚，但到了2006年第一次对江豚进行严谨的科学考察时，其数量只剩下1800头，到2012年，仅剩下1045头，呈加速下降趋势。钱正义2011年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读研究生时，所里已经总结出了影响江豚生存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包括渔业、船舶航运、水工设施、水污染、采沙等。但大家都不确定，到底哪个因素影响最迫切。

江豚缺吃的，一开始人们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钱正义记得，直到2012年到2014年之间，水生所做了大量江豚解剖，发现各地送来的死亡标本里，胃里面几乎全都空空如也，有时只有一点多天未消化的骨头之类的东西。这明显不正常，因为有些江豚明显是突然死亡，比如被螺旋桨打死的，胃里本该有东西。这些死亡的标本，和天鹅洲白鳍豚自然保护区里的江豚，在肥满度上，也差异明显。科研人员渐渐意识到，食物短缺是江豚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因素。

时任水生所副所长王丁告诉我，他们外出考察也发现过一些不寻常迹象。比如晚上，当他们在码头上歇下来，能用声学设备监测到，码头周围有江豚活动。这些豚在船行动时会离开，但等船停下或出港，立刻又回来了。后来他们才意识到，是因为码头附近一般都有人往水里倒剩饭剩菜，吸引了丰富的小型鱼类资源，江豚虽然怕船，但为了捕食，已经开始冒险到码头附近活动。

王丁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水生所，跟两种长江豚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后来，水生所又专门在湖口地区做过一个大数据监测，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江豚出现活动与船只活动的关系，监测了几年，结果发现江豚的分布与船只活动没有必然联系。这显然不合常理，因为江豚是靠声呐系统通讯和捕猎的，船舶噪音会对它们造成严重的干扰。每年4到6月的江豚繁育季节，水生所收到的死亡江豚最多，绝大部分都是幼豚，幼豚出生后，吃奶期在半年，其中前三个月需要100%吃奶，每天吃上百次，因此母子豚每天都靠声音通讯，形影不离，一旦被噪音干扰，母子失去联系，幼豚必死无疑。这意味着，正常情况下，江豚并不想接近船只。后来王丁他们发现，江豚之所以不避船只，是因为食物对江豚的影响更大。

江豚吃的主要是一两到三两的小型鱼类，其实并不跟渔民直接竞争，那么鱼到哪儿去了？除了长江生态的恶化本身，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非法捕捞。钱正义记得，2012年在洞庭湖，他见过非法渔民用电打鱼，一晚上能打几万斤，用运水泥的船只运送。电打鱼的特点是大鱼小鱼一网打尽，片甲不留。1月初，在湖北宜昌中华鲟保护区采访时，协助巡护人员带我去看收缴的电打鱼工具，主要是各种尺寸的电瓶，满满一船，看起来一点也不起眼，但就是这个设备，电压高一点的，挂在船底，横扫过江面，后面一只船跟着搂，一晚上也可以打几千斤鱼。

这样打鱼的多了，江豚常被误伤误杀，即使侥幸躲过，也无鱼可吃，常常饿死。而非法捕捞严重，则跟原来的管理部门渔政部门人手不足有关，钱正义给我举了个例子，2012年左右，鄱阳湖洪当时归9个渔政分局管理，其中江西都昌县的渔政力量相对充足，执法人员有十几个人。但这些人需要管理渔民5000多人、渔船2600多条。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2017年毕业后，加入到一家名叫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CCF）的江豚保护NGO组织后，钱正义建议参考协警制度，在长江禁渔期间，推行一个名叫协助巡护的制度，由CCF出资，将原来的部分渔民转变为巡护员，既完成转业安置，也协助打击非法捕捞。2020年长江332个自然保护区全面禁捕后，这个制度将在部分地区试点，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政策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