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见之明的偏见导致人们不是根据判断过程，而是根据结果来评估一个决定的好坏。假设有一个低风险的外科手术，手术期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事故，导致病人死亡。事后审查时人们会倾向于认为手术本来就有风险，医生考虑不周。事后偏见造成的结果是，那些希望自己的决定能经受住后见之明检测的人将不愿意冒风险，而某位将军或企业家一次疯狂的冒险举动竟然成功的话，人们会相信他有很强的鉴别力、有先见之明，而那些曾经怀疑他们的明智的人事后会被认为胆小、懦弱。

当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立即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这种意外。一旦看法发生改变，你就会立即丧失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的那些想法了，以为自己始终都是对的。

是巴鲁克·费斯科霍夫率先揭示了“我早就知道”效应，或者叫“后见之明”现象。如果一件事果真发生了，人们就会夸大自己此前做出的预测的可能性；如果可能的事件并未发生，受试者就会错误地回忆说自己当初一直都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这些抗议的人受到了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即一旦投入了金钱、努力和时间，便产生了继续投入的趋向。为什么说这是错误的呢？因为是否已经付出大量钱款不会影响未来成功的可能性。不管如何选择，这种资源已经用掉了，所以应该当断立断。

如果一家公司已经在某个项目中投入了5000万美元。现在，这个项目耽误了工期，其最终回报的预计收益也没有最初计划的那样好。如果想要实现这个项目的最初目标，则需要再投入6000万美元。这家公司会怎么做呢？通常的情况是，受到沉没成本影响的公司会继续把钱砸在那个不好的项目上，因为关闭这个项目的账户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一种耻辱。从公司的角度说，向失败的尝试增加投入是个错误的做法，但对拥有这个项目的高管来说，撤销这个项目会给他的履历上留下难以抹掉的污点，他希望靠组织的资源再赌一把，以保住自己的利益。沉没成本悖论导致人们在不被看好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例如不幸福的婚姻、没有希望的研究项目等。

对于损失，要在大脑中把它引入一般收入账户，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受一点。比如，你违章停车要被罚款，你不要把这笔钱计入每年的用车成本，要计入总体的生活成本。

与一般的同龄人相对比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更聪明、更好看、更公正、更有道德观，还会认为自己更健康，将来可能更长寿。这就像弗洛伊德的那个笑话：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其中的一个人死掉，我就搬家去巴黎。”在日常生活中，有超过90%的司机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一般的司机。在大学教员的调查中，超过90%的人认为自己比一般的同事更优秀，这导致一些人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感到气愤。当夫妻判断自己承担的家务的比例时，或者当团队成员评估自己对团队的贡献时，自我评估的比例综合往往高于100%。

大多数人都存在一种高估自己的倾向，认为自己比实际工作更勤奋、比实际更会投资赚钱、更会讲故事、对爱人更体贴、对朋友更关心、养育子女更有办法。很多实验都表明，不管评价什么能力，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承认自己在平均水平以下。我们当中90%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智力、能力出众的那10%的人。这种现象也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乌比冈湖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加里森·凯勒虚构出来的一个小镇，镇上所有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们都长得不错，小孩都在平均水平之上。

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说：“锚定效应是实验心理学中最可靠也最稳健的结果。”但它看上去也非常荒谬：人们的判断竟然会受到一些没有任何信息价值的数字的影响，或者叫暗示

心理学家为这些偏见或陷阱取了各种看上去很高深的名字，如凯瑟琳·加洛蒂所著《认知心理学》一书中一共列举了9种认知错觉：可获得性、代表性、框架效应、锚定效应、沉没成本效应、虚假相关、事后之明偏见、证实偏见和过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