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叙利亚Al-Hawl难民营内，与ISIS成员结婚的德国籍妇女

在《两姐妹》这本书中，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改变了我对许多在公共话语空间里频繁被提及，但仅仅在抽象层面上被讨论的话题的看法，比如，穆斯林女性的穿着。书中写道，一位穆斯林女孩第一次穿着盖住全身的长罩袍出现在聚会上时，把所有挪威同学都吓了一跳，但另一位穆斯林女孩，故事的主角阿扬，却被其深深吸引住。她内心所想的是：“她能看到别人，别人却看不到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让她看起来更加坚强，更加无懈可击，因为别人只能听到她的声音。戴面纱似乎能给人一种印象，让人有一种激进的宗教虔诚和道德上的优越感。”这与媒体报道中通常所理解的，穆斯林女性不得不穿长袍、失去着装自由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仅仅在穿着长袍这件事情上，叛逆强硬的两姐妹所追求的宗教虔信自由，与挪威中学的现实发生了许多琐碎又意想不到的冲突。这些冲突在一个自由国度中，反倒更加充满悖论。比如，老师希望她们至少把脸露出来，她们则辩护说，老师不能阻止她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穿衣服。她们提出因为宗教原因，不能跟男生一起上体育课，继而又坚持，如果体育课上播放音乐也无法上课，穿着合乎教规的衣服参加训练还非常吃力，这些都得到了老师的尊重，最终允许她们单独进行体育训练。学校的老师都在尽最大努力尊重她们，对她们在穿长袍戴面纱这件事情上的强硬坚持还有一些感动：“她们想自己制定规则，挑战旧体制，这正是学校一直鼓励学生去做的事情：独立思考，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甚至对她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断课堂教学，在教室后面或离开教室出去祷告，也给予了包容，承认这是一种文化多样性，不过希望她们能尊重课堂秩序，不影响教学。然而，学校的这个要求却让她们感到“被冒犯和误解”。在这里，我读出了两种文化不可避免的界限。

奥斯娜·塞厄斯坦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决定成为一位战地记者？

塞厄斯坦：我是一个很平和的人，这个选择其实是生活里一系列偶然性的结果。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学里学俄语时，正是俄罗斯发生剧变的时候。在莫斯科大学，我学的是俄语和政治学。俄罗斯的政治正在走向完全开放，乱象丛生。我的教授对我说，如果想了解俄罗斯政治，只需要走上街头，采访路上的人，就能获得最鲜活的知识——每个人都有政治意见要表达，每天都有新的政党在形成，政治局势一天一个样。记得那时一个人答应帮我约见俄罗斯议会的一位重要人物，很快就真的约到了。我还记得我踏上当时俄罗斯白宫的巨大台阶，来到他巨大办公室中的情景。这位重要议员以为我是来和他进行会晤的记者，而我其实还只是一名学生。帮我约见的人告诉我，这位议员很忙，没空见学生，他就瞎编了我的记者身份和一个并不存在的报纸名字。当时的俄罗斯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政治家当记者，比教记者当记者更快。那时我意识到，做记者比做学生更容易获得信息，很快便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职业生涯。

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那是新闻报道的“前互联网”时代，记者必须去战区做报道。作为自由撰稿人，我其实连去车臣的钱都还没有。我径直去俄罗斯国防部打听，他们正好第二天有车过去。我就这样跟着他们的车，毫无准备地进入了车臣战区，置身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中。那种经历既危险又刺激，你所做的每个选择都事关生死——车被坦克炸毁的时候，你应该匍匐在原地还是爬走？宾馆受到袭击时，你应该留在宾馆还是逃到外面去？这是经常得面对的选择，你得头脑异常清醒。我却被深深吸引住了。有了那一次报道，后来只要发生战争，挪威的媒体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找我了。我报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乎每一场战争，包括车臣、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这不是我有意为之，而只是顺势而为的结果。我的作品并非关于战争本身，而是关于战争中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关于人们如何在战争的极端情况中求生存，以及战争的后果对他们的影响。我也试图去理解战争爆发的原因，理解处于战争中的各方：战争当然源于利益冲突，但也源于误解；今天的战争不仅仅爆发于国家之间，也爆发于族群、部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