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刊群经义疏是现在最接近义疏完整原貌的书本 —北宋以前的抄本汇流入其中，而后世的雕版本、排印本都以之为源头

现存义疏大多编写于唐代，成书后抄本变化多端，经过宋人校刻，才臻于定型

（《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李霖著，中华书局二○一九年版）

经学研究有过几次风气转向，汉代古学与今学之争，宋代的新义与注疏之争，清人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归根结底，所争者都在朝、野之间。在朝的官学一面吸引众多传习者，一面不能不为了考课取士而标准化，于是凝固起来，蜕变成获取利禄的工具。希望在经书中问道的学者，往往在野自守，居家教授。私门之学起初是空谷足音，却能发扬新解，吸引信徒，最终竟取代官学，成为主流。等到私学被官学收编，成为新的取士标准之后，却又不能不重蹈覆辙。汉代的在野学者称博士解经为 “章句 ”，宋代的新学问家称唐宋义疏为 “章句 ”，清人考据又称程朱理学为 “章句 ”。这些学问大不相同，但都被目为 “章句 ”小道，原因就是它们立于学官之后都失去了生

反而被视为腐儒。取士标准一旦改变，流俗之士也很快将注疏弃若敝屣，而群趋新学。司马光感叹说：“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论风俗札子》）熙宁新政败后，司马光力主恢复考试注疏，但元祐元年的诏书仅是命令 “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 ”（司马光：《乞先行经明行修科札子》）。义疏再也没有找回“正义 ”的地位。

义疏文本随着刊刻稳定下来，而反对记诵注疏、主张直接理解经义的新学风也兴起了。宋人认为，仁宗庆历以前学者多守注疏，而此后刘敞著《七经小传》，打开了异说的闸门。其实，庆历四年（一○四四）的贡举改革可能更为关键，新制增试 “大义 ”十道，要求“直取圣贤意义解释对答，或以诸书引证，不须具注疏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三之二八）。实际上鼓励举子绕过注疏，自主阐发经义。这一新制使潜流浮出水面，迅速成为主流。神宗熙宁四年（一○七一），王安石改革，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贴经、墨义之法皆废，只剩下可选考 “大义 ”。宋神宗还命王安石自撰新义，用以取士。于是士子竞逐新说，墨守注疏的人反而被视为腐儒。取士标准一旦改变

更有意思的是解释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一句，皇侃说，孝悌的人实际上都不可能想要犯上，但经文却不说 “必无 ”而说 “鲜矣”，暗示还是有的，用意是要表明如果国君、父母犯错误，应该大胆提意见，不能因为主张孝而断绝臣子谏争的门路。《义疏》的这些解释，已经不是单纯的注解，而是依托于经典的新思想。它们被邢昺《正义》一一删除，经学就黯然失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