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郭教授，你翻译了三本麦克尤恩的著作，又翻译了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这两个作家在英国地位相当，为什么巴恩斯的知名度在中国会弱一点？

郭国良：麦克尤恩和巴恩斯，应该是同一个级别的作家，可以说是世界当代文学中的一流的作家。我有幸翻译了这两位大家的作品。麦克尤恩的代表作应该是《赎罪》，他早期的作品比较恐怖一点，阴暗一点。但是到了《赎罪》，我觉得他的风格完全变了，他的思想非常开阔，《赎罪》触及我们人性道德的高度追求，这和早期的麦克尤恩不太一样。他最近的这一本《追日》，涉及当下一些重大的问题，不是只关注所谓内心，人性当中恶的一面，他在思索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大问题。某种角度来说他的视野非常开阔。

巴恩斯的小说没有很大的背景，他关注的还是我们人性最根本的一些东西。写作风格也不太一样。麦克尤恩机智弱一些，幽默也少一点，走的不是幽默的路子。这两个作家都继续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但巴恩斯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大一些。麦克尤恩玩的技巧少一些。

陆建德：稍微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两个作家还是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非常节省笔墨，有大量的嘲讽，麦克尤恩在《阿姆斯特丹》里的嘲讽也是很厉害的，英国文学里面的幽默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两位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善于把握历史题材，对历史的爱好我觉得好像是英国作家共同的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小说并不长，但它的内容又非常丰富。我想请两位谈谈小说长与短，还有重大和轻巧之间的关系。

陆建德：巴恩斯并不是说给你一个字谜，然后设置很多的技巧，如果光是呈现出来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把小说变成一个纯思辨的问题，这样的小说是一个不小的失败。小说还是要用细腻的语言体现生活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能明白的那个东西。读者要去探索很多灰暗不明的地带。这个小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们能够看到叙述者本人在探索自己。巴恩斯一直在注意表面的历史跟实际历史的偏差，他认为历史跟小说非常相近，历史是写出来的，是人为建构出来。比如巴恩斯的小说《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里边谈诺亚方舟，他把自己变成一个白蚁，躲到木头里面专门吃木头，藏到诺亚方舟里面去了。他好像从偷渡者的视角来看，从很多不可靠的叙述来做文章。他不断地对历史提问，处处都渗透着他对叙述、对记忆、对官方的怀疑，然后给出自己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