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王蒙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方学辉摄/视觉中国供图）

“归来者”的歌声

1979年6月12日，王蒙和妻子崔瑞芳乘坐70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离开新疆这块他们生活了16年的土地，返回北京。前往站台送行的达40多人，车内车外哭成了一片，相比一旁哭个不停的妻子，王蒙感慨万千，“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复活的季节”。

在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界进行的一系列平反中，王蒙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得以平反；搁置25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在一个月前刚刚出版；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更正，工作也得到落实，任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

对王蒙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重新写作了。从1978年开始，文学解冻后的王蒙已在全国一些刊物开始发表小说和文章。多年以后，崔瑞芳回忆起在《人民文学》看到王蒙新发表作品的情景，依然难抑激动。“我马上放下正在批改的作业，抱起杂志就往家里跑。天正下雨，我把杂志揣在怀里，浑身上下淋成了落汤鸡，杂志却安然无恙。离家门还有八丈远，我就放开喉咙大叫：‘王蒙，你看，你的作品发表了！……’王蒙正在包饺子，那沾满面粉的手一把把杂志抓过去，嘴里念念有词：‘真快！真快！’20年了，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兴奋——他终于又回到了文学界！”

“文革”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界的主力由两类人群构成：在“文革”中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作家群；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遭受厄运的“五七”作家群。而不论从下放地回城，还是从接受思想改造的“流放地”重回文学创作队伍，借用艾青在1980年出版的诗集《归来的歌》的名称，这些“归来的作家”终于得到再度发声的机会。

与艾青、牛汉等一批老作家不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王蒙不过是个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12岁起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4岁入党，15岁便中止学业成为一名党的团干部的王蒙，自少年起便对革命与文学有着同样的敏感与热情。1956年，22岁的王蒙一边修改自己3年前即着手写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边写下后来发表在同年9月《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没有人想到，正是后者使他声名大振，也使他饱受厄运。

“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是相信的一代。我们相信美好，相信理想和理论，相信民族团结和人间友谊，相信工作，相信文件、会议、社论和总结……”半个世纪后，王蒙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起那一代青年的特点时，用了一连串的“相信”。王蒙创作的初衷，便带着那个时代敏于思考的年轻人的理想色彩。“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在这个短篇中，王蒙讲述了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在中共北京某区委工作的情形。主人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却发现他对革命的神圣想象在现实中受到打击，为实现理想所做的努力和产生的困惑，交织在他的身上。

小说起初受到好评，但很快被批评为有所影射，此后有关这篇小说的修改又成为问题。尽管毛泽东亲自为这篇小说讲了话，认为作者有才，但1958年王蒙还是被稀里糊涂地划为“右派”。在北京郊区经历将近4年的劳动改造后，王蒙虽然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显然不再拥有写作的权利。不久，带着对新鲜世界的向往，他主动申请调往新疆，从此远离那个权力斗争的中心。

时隔20年再次提笔，王蒙的笔始终没有生涩，让他感受最深的反而是光阴流逝的紧迫感。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安徒生的一则童话：一个人的墓碑上写着，他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但是他还一直没有做讲演；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画过一张画。

在市文联安排的9平方米的招待所里，王蒙一口气写下《布礼》《蝴蝶》《夜的眼》等一系列小说。对那个难忘的写作场景，王蒙回忆道：“9平方米本身倒没有什么，问题是它前面是一个盥洗室，所有的人都要在那里洗脸、刷牙，声音非常大，后窗户上是一个电视机，整个招待所可能有50人在看这个电视，天气又很热，所以我一个人穿着大裤衩，光着脊梁，完全是一种在农村里赤膊割麦的感觉。我当时真是特别兴奋，我已经是过40岁的人了，结果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那种心理，那种美好的心情真是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