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生产队农民（从左到右）严立坤、严俊昌、严立学站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视觉中国供图）

分田到户

1978年12月的一天，天刚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严立华家里，18条汉子见缝插针地蹲在一间土墙屋里。他们全都来自一个生产队，各个情绪都很激动，七嘴八舌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会计严立学则一声不吭，闷头往纸片上记大家的发言。

严宏昌此时29岁，他初中毕业，是这群人中最有文化的人，为此他负责将大家的讨论起草成了一份“誓言”。这份后来流传甚广的纸片上只有百十来个字：“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我们干部作（坐）牢割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这句话后面，带头人严宏昌的名字签在最上面，下面挨个是关延珠、关友德、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国昌等人的名字。由于多数村民都不会写字，严宏昌写下了名字，让他们在各自名字上按上了手印。此时，这18位衣衫褴褛的农民根本不知道，这张按满红手印的“托孤”誓言，宣布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悄悄降临。一场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改革实践，正由他们拉开大幕。他们唯一能够确认的是，今后田归自家种，不用饿肚子和出去讨饭了。

小岗村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1955年成立互助组时，因地处坡岗之上，起名“小岗互助组”，小岗由此得名。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严宏昌等人签订誓言时，小岗村还是小岗生产队，有20户人家，共115人。作为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生产队，为了生存，许多人不得不去讨饭，全队人只有两户没讨过饭，一户是教师，一户在银行工作。

严宏昌家自然不能例外。1970年，严宏昌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但家里没有粮食吃了。没有办法，严宏昌只得带着妻子、妹妹，孩子的姥姥以及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扒车到了怀远县城。严宏昌将几天要的馍馍，全挂在牛棚的梁上，他的本意是跟家里人共享，结果因为下雨，等妻子他们见面时，馍馍已经霉了。严宏昌看着妻子，眼泪流了出来。妻子很生气，觉得丈夫初中毕业竟然也穷得来讨饭，实在有些屈辱。

这些状况都是小岗村1955年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的结果。关友江也是18位带头人之一，他回忆1955年合作化以前，小岗有26头耕牛和1100亩耕地，正常年景产粮19万斤，吃饱肚子没有问题。到了第二年，情况都变了，小岗一步跨入高级社，“人民公社化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生产开始迅速下滑。很多时候，村里一年要吃11个月的国家供应粮——小岗每年都有干部蹲点监督村民干活，少则一人，多则达到21人，一人盯一家。即使如此，小岗仍是每年不出粮，仍是外出讨饭。

1978年的大旱，小岗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农民退去的积极性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之间的矛盾，在安徽各个村落都出现了。1978年秋种时安徽省委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开始有一些村借机包干到组。小岗生产队一开始也是这样，先划为4个组，干了没几天，矛盾就产生了，又细分成8个组，每个组只有二三户，吵架的事情还是存在。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大包干”，将田地分给每户的农民，交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不过当时的有关政策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小岗人知道这个做法是违背政策的——1961年凤阳就下达过类似的文件，推广责任田，提倡定产到田、包产到户，然而只过了一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全盘否定了这一做法。小岗的村民们都格外谨慎，村民甚至相互约定不让女人知道。“有人说这么干肯定犯法，有的说犯法也豁出去了，今年我们收一年庄稼，够吃饱肚子，就是拉出去杀头、坐牢，我们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回忆当年大家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