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乐

由交响曲编号引发的联想一直是乐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流传最广的自然是大名鼎鼎的“第九交响曲魔咒”了。在从贝多芬至马勒的整个浪漫主义时代，不同作曲家创作的第九交响曲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他们的天鹅之歌，以至于整个西方音乐界都谈第九色变，直到这一状况被肖斯塔科维奇所打破。在这一神奇魔咒的支配下，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习惯于将这些第九交响曲并列谈论。“第九”们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是作曲家在各自生平中留下的最后一部重要且高完成度的交响曲，也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其晚期风格的特征。与其他编号相比，“第九”家族的存在或许最具合理性。

如果以创作时期为衡量标准，另一个编号“第五”似乎很难像“第九”家族这样被人们频繁地提及。不同作曲家的第五交响曲在其各自生平中的位置毫无规律性可言。贝多芬、布鲁克纳、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是他们作曲技法与风格的转折点，是其中期风格的代表；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则落入了晚期风格；舒伯特、德沃夏克的第五交响曲却还停留在在作曲的早期探索阶段。然而一旦我们从音乐自身所蕴含的能量来考虑，“第五”也许比“第九”更有资格放在同一集合中进行横向比较。“第九”家族在除去“晚期作品”这一标签后，更显眼的是不同作曲家在终极追求上的迥然相异：贝多芬的第九在《欢乐颂》中高唱着人类大同；德沃夏克的第九吹响着来自新大陆的号角；马勒的第九则沉浸在生死之间的反复撕裂中。而第五交响曲们尽管身负着不同的创作时期与背景，却不约而同地聚集了作曲家一生中最具戏剧张力的乐段和高度紧张的时刻。这种张力明显地体现在各自的外乐章即首尾乐章中。事实上，在作曲家各自的创作序列中，第五交响曲都是极其高能的存在，只不过很少被纳入同一取景框中。本文即为读者提供这样一种共置的视角来重新凝视这些第五交响曲中的爆炸瞬间。

贝多芬（1770-1827）：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1808）

如果不提及作曲家而谈到第五交响曲，从路人到乐迷的第一反应将大概率地落入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中。“命运敲门声”带来的知名度使这部“第五”不仅成为了贝多芬的代表，更是整个交响曲世界中最耀眼的名片，自然也是“第五交响曲”家族中的标杆。无论从编号序列还是创作时期来看，“贝五”都具备了一部中期作品的典型特征。在贝多芬一生创作的九大交响曲中，第五交响曲既标志着他作曲技法的成熟，也见证了其作曲风格发生重大转折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