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 昕

当克罗齐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时，他既指历史的复调特征，也指历史书写的主观特性，但他不一定是指历史著述自身社会生命的绵延 —这可能包括围绕历史著述的评价和讨论、修订和再版、解读和再解读 ……所以，当一本书写复调历史的历史人类学作品，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再版，并以当下的心态进行再解读时，克罗齐的这句名言似乎又多了一层意味。

王铭铭的《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初版于一九九九年，题为《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二○一八年的新版只在必要之处做了少量的调整和增减，全面保留了原作的结构、内容和论点。然而，再版后的此书，含义似乎随着时代而发生了变化。当下，对外，“中国走向世界 ”的热情和势头愈发高涨，对内，“治”的行动愈演愈烈。在此情境下，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似乎都等待着有关地方与世界、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更为辩证的连接。此书原版早以其对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论述引起颇为广泛的关注，而新版之副题，则新出现了 “地方与世界 ”这个概念对子。这或许表明，王铭铭对本书的期待，可能不止于通过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转型而理解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中国历程，而是从地方、国家与世界的互构和交错中探索文明史的意涵。

如果说《逝去的繁荣》书写了曾经作为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泉州港 “繁荣的逝去 ”，那么《刺桐城》则是对这段历史的哲学式隐喻。对泉州历史的描述，向来以两种多少有些分裂的方式展开：以宋元时期为中心的海交史研究，或以明清时期为中心的民间文化研究。出于对这种分裂的反思，本书将宋元和明清、海交与民俗视为一个整体，在经验层面上，宋元以前繁荣的 “地方 ”，在明清以来先是被国家，继而被 “世界 ”逐渐消化而式微，二者属于地方、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转型的同一个过程；在心态层面上，二者的分裂是王铭铭笔下的 “治乱 ”史观的表达。正如克罗齐的名言暗示的，明以后的历史对后来的文化观念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叙述：地方史学者们对宋元泉州繁荣的执著，恰恰在于明以后这一繁荣的逝去。

新版标题愈发突出了这一经验与心态之间的纠结：泉州众多的古称中既有代表教化传统的 “温陵 ”，也有代表城市自然生命力的 “鲤城”，而单选 “刺桐 ”作为标题，源于刺桐分布在泉州所处的南越之地，其外延与泉州繁荣时期经海上交通形成关系的 “环太平洋文化圈”相吻合；刺桐在泉州遍种，源于五代时留从效据泉州时的推动，因此它亦代表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并且，正如南唐留从效作为 “清源军节度使 ”的身份所提示的，除了这种 “内外 ”关系，泉州亦身处于分合不一的朝代之下，并没有脱离如政治 —社会等级、国家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等 “上下 ”关系。“刺桐城 ”代表的城市历史过程、内外和上下的交融与辩证，表明《刺桐城》是一部书写地方文明进程的著作，这一进程不仅指国家 —地方、城市 —乡村的动态联系，亦包括历史的前后继替经验，以及感知和书写这一经验的心态，最终获致的是对实际与观念的 “地方 ”与“世界 ”关系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