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昆明

1938年4月，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院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走到了继续西迁的最后一程。

为了躲避战火，挽救教育，国民政府决定内迁各校，三所高校的学生定于1937年10月赴长沙报到，但仅仅一个学期之后，长沙也开始面临战争的威胁，1938年1月，继续西迁的工作列入日程。经过65天3500里的长途跋涉，三所高校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终于抵达昆明，他们从昆明城东南的迤西会馆出发，经过市中心的金碧路。这条路当时是广东人和越南人的居住区和贸易区，路上有昆明标志性的“金马”“碧鸡”两大牌坊，相传每60年，碧鸡坊的影子与金马坊的影子会交汇在一起，那分别是太阳和月亮的光影。

如今这里仍是昆明的地标建筑，以复建的两大牌坊为核心，形成了以市民广场为中心的步行购物场所。而在它南侧的巷子里，则掩映着蔡锷将军的故居，这位曾在昆明发动起义，推动民主共和进程的云南都督，开办了云南全省工钱局，次年改名为富滇银行，位置就在金马碧鸡广场的北侧。富滇银行在龙云执政期间，依靠发行滇币的优越地位，一直扮演着云南地方央行的角色，是地方军阀统治云南的重要金融工具。地方经济的稳定也成为西南联大做出西迁选择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当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搬迁的消息公布后，很多地方都表示了欢迎，广西政府邀请临时大学去桂林或者其他城市，但经济系教授秦瓒主张迁往昆明，他了解云南，父亲秦树声在清末时担任过云南学台，秦瓒曾随父前往，而且在当地有很多父亲的关系可以利用。临大常委采纳了秦瓒的建议，1938年1月任命他为先遣队长，与迁校筹备委员杨石先、王明之赴昆明探勘。秦瓒到昆后，他的关系果然起了很大作用，不仅教育厅长龚自知极为支持，云南省主席龙云也表示甚为欢迎。

但迁滇的决定在校园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闻一多曾回忆说：“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长沙临时大学围绕是否迁滇的争论，不仅是战事爆发以来学校关于如何对待战争的第一次大讨论，也是当时教育界关于怎样投身抗战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这一时期的舆论媒体，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闻一多的孙子，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向本刊分析道。

截然对立的意见并没有动摇长沙临时大学的搬迁决心。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曾阐述迁校的初衷，选择云南“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但是过分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选择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到”。

滇越铁路这条在当年对云南异常重要的铁路线，它进入云南的第一站是碧色寨站，这个小站距离联大文法学院上过一学期课的小城蒙自约有半小时车程，从越南境内西迁过来的联大师生，就是从碧色寨下车，再换上从开远到昆明的列车而到达目的地。地方政府有意将碧色寨车站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去时，当地村民正在复建站台和铁道两侧的民房，在墙面上刷着法式风情的淡黄色油漆。一个来自法国的考察旅游产品项目的团队在导游的带领下正在站台里参观“云端上的铁路”老照片展。这些照片拍摄于1903～1908年，拍摄者是当时参与修筑铁路的法国会计师乔治·奥古斯特·玛尔伯特，图片里展示了当年沿着陡峭的山崖修建铁路的不易。而在已经修缮完整的宽铁轨旁，还有几段尺寸较小的窄铁轨残段，法国团队的导游对此并没有做什么介绍，但这条两轨间距仅为600毫米的“个碧石铁路”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当年在蔡锷的批示下，由个旧锡矿商人集资修建的一条铁路，目的是为了抵制法国人对个旧的锡矿资源掠夺，用一种小尺寸的铁轨将个旧的矿藏经碧色寨直接运往石屏。尽管这条铁路已废止多年，但这段历史仍旧闪耀着云南人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决心。

临大决定西迁时，蒋梦麟为了说服同学，特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陈诚在演讲中说道，对日作战是长期的，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但培养未来的建国人才也很必要。”这种表态多少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况且继续学习与投入抗战并不矛盾，只是救国的方式不同，有些同学“听某一人说话以后，觉着救国对，然而当与另一个人辩论以后，立刻改变了主见，于是觉得读书对了”。

但搬迁的过程异常艰难。从长沙临大赴滇路线有三种：一是从湖南途经贵州到云南的步行路线；二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至昆明；第三条路线是沿刚刚竣工通车的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至河内，同样沿滇越铁路从越南到达昆明。在这三条路线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湘黔滇旅行团的3500里长途跋涉。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道：“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3000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可见，即使在当时，这段湘黔滇长征已令世人钦佩不已，而作为保存国粹、延续文脉的文化大迁移中的一部分，它的意义更自不必言。

最开始大家把步行入滇的队伍称作“步行团”，在1938年2月长沙临大发出的步行路线报告里，第一次将队伍命名为“湘黔滇旅行团”，为这趟艰难的冒险之旅增添了一些轻松的色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的路线共分成七段：从长沙至常德，193公里，步行；常德至芷江，361公里，乘船；芷江至晃县，65公里，步行；晃县至贵阳，390公里，汽车；永宁至平彝，232公里，汽车；平彝至昆明，273公里，步行。原先彼此互问的“去昆明乎”迅速变成了“步行乎，海道乎”，甚至有三位首次体检未能通过的学生，在坚持要求复查后，才得以进入湘黔滇旅行团的队伍。

政府指派50岁的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还有11位自愿加入的教师：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桐、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学校请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组成旅行团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担任辅导团主席，这些教师中，除黄钰生途中因公几次离开外，其余皆步行到昆明。

在旅行团成员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沿途的惊险，除了大自然的震慑，还有来自草莽的威胁。旅行团进入湘西山区时，传言土匪猖狂，“公路愈来愈曲折，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缩小，左右前后都是山，稍高些的就被云雾吞没，加上丛丛密密的树林，给人一种强人随时可能出没的感觉”。

联大学生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一文中回忆：“把铺盖摊好睁着朦胧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出来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夜。”旅行团始终没有与土匪正面接触过，据说这是湖南省政府事先给“湘西王”打了招呼，说将有一批穷大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请求放行。

战时环境下的思考，给教育界的“小长征”增添了不寻常的意义。抗战爆发后，从前线和东南地区避居内地的人成千上万，西南地区已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腹地，认识西南、开发西南，已是坚持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团员们深思着，西南地区虽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将来开发，前途远大”，却也“高山峻岭，急川涌流，只利于自守，而不宜于向外方发展”。一些团员不由心情沉重，国家已经失去江浙、华北及沿海地区，若只是固守西南“而不思收回失地，则生命上所受的威胁，便无解脱”，“蜀汉的往事，可引以为鉴”。

向长清写道：“三千多里走完了，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他颇有感触地说，对于抗战而言，边远地区还远远没有动员起来。“一路上简直就看不出什么战时的紧张状态，只不过大都市里多了几个穷的或者富的流浪者！乡村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联大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这次长途跋涉中得到了升华，正如团员马伯煌所说：“在西南联大的精神结构中，也有徒步3500里的因素在内。”

1938年4月9日，距旅行团第一次长沙码头集合恰好两个月，成员们终于抵达通往云南的关口。这时距离昆明还有100多公里，在开始最后一段旅程之前，旅行团于早上8点集会。黄钰生教授报告了学校的最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为了能给迎接他们的师长、同学及昆明市民一个好印象，所有人换上干净整齐的衣服。

行至金碧广场时，学生们不禁感慨起来：“走到城中心区，抬头一看，金碧辉煌地立着‘碧鸡’‘金马’两座大牌，不禁使我忆及那已沦陷的可爱的古城——北平！太太小姐公子哥儿们，大家也想想北平是怎样丢的呵！”接着，丝绸横幅展开，上面写着“欢迎湘黔滇旅行团”几个大字，从其他路线来到昆明的师生们，唱起了语言学家赵元任谱写的歌曲：“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 It's a long way to go.”队伍穿过昆明城到达北侧的圆通公园，黄师岳将军对梅贻琦说：“我在长沙从你手里带走了200多人，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根据名单，所有人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