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最大高端出口家具制造商凯胜股份位于平阳省的1号厂区，工人正在板材车间内准备切割作业。凯胜股份在2016年关闭了位于深圳的旧厂区，将全部产能转移至越南

摄影/李亚楠

三星的“城”

时针指向下午3点整，三星显示公司1号厂区灰蓝色的栅栏背后，隐隐约约已有身着帆布制服的身影在聚集。阮氏香（Nguy?n Th?H??ng）把口罩从脖子上提回到了正前方，拧开燃气开关，开始朝锅里倒油。

与河内—北宁公路两侧最常见的小吃摊一样，阮氏香这家有四张桌子的小店只出售最简单的本地食物：河粉、法包、炒饭，价格统统是4万越南盾（约合1.73美元），也兼卖啤酒和香烟。严格说来，这甚至不算是一家真正的“店”，而只能被称为“摊”——它由几摞撑开的防雨布、两台二手冰柜、一具小燃气炉以及不到20把最便宜的塑料靠背椅组成，可以迅速收纳成一堆不起眼的道旁物。但这样一家没有招牌和菜单的街边摊，却维持着和一街之隔的韩国电子业巨头相当的工作节奏：24小时不打烊。两台摩托车让阮氏香和丈夫、妹妹、妹夫可以每隔几小时便返回附近的家中稍作休息，同时又不至于错过永远在交替往复的上下工客流。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越南北宁省（B?c Ninh）安峰工业区，距离河内不过40多公里，却有着与首都截然不同的气象。从公路、厂房到电子门禁，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新到还没有准备好成为全球电子产业版图上的重镇。在初夏的午后，建筑工人正忙着给呆板的灰色外墙涂上红黄蓝三色油漆标识，打着绿色领带的Grab网约车司机需要时常停下来、向在道旁小吃摊的员工打听某个厂区的具体方位，为外籍员工新建的几幢宿舍楼也是刚刚才接上水电。若不是一群高声谈笑着的换班女工正从阮氏香的小吃摊前经过，我甚至会怀疑自己在统计报表上看到的数字：过去两年里，全球有将近1/4的电脑、液晶电视和手机安装的显示器面板是从马路对面那几座庞大的厂房中生产出来的。在占地25平方公里的安峰厂区内，有4万人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着。

北江省安丰工业区的三星显示器公司1号厂区附近，小吃摊主阮氏香正在清点零钞

42岁的阮氏香并不是一街之隔的韩国巨头的目标客户。她使用的是一台4年前上市的本土智能手机Bkav Bphone 1，摔裂的屏幕还没来得及修理。“三星显示”（S-LCD）和“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之间复杂的股权关系并不在她的关心范围之内，但她依然感激韩国企业的扩张给她的小吃摊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客流：2015年夏天，当三星显示公司投资10亿美元兴建的安峰1号厂房投入使用之后，阮氏香和她的家人便结束了农民生涯，做起了面向外省工人的饮食和摩托车维修生意。在那之后，雇员超过2万人的2号显示器厂房以及经过扩建的1号手机厂房也陆续投入全速运转，带动了工业区周边一系列廉价餐饮、房屋租赁乃至休闲娱乐产业的兴起。发型屋、文身店、卡拉OK房和小诊所夹杂在密密麻麻的集体宿舍之间，与中国东南沿海诸多地区的情形别无二致。唯一的不同在于，巷道内张贴的广告上大多标注有韩文，暗示着这里的流行风尚。

“一年多以前，有传闻说韩国总统要来这里参观，我曾想当面向他表示感谢。”阮氏香的语气里带着些许遗憾，文在寅总统2018年3月的越南之行最终只停留在了河内市，没有抵达稍嫌偏僻的北宁。不过今年2月河内“特金会”前夕，一个朝鲜代表团在本地政要陪同下的来访，还是令这位小吃摊主感到了难得的好奇。“我父亲参加过抵美救国战争，当时和他一起作战的就有朝鲜人。”阮氏香回忆道，“现在他们也开始对韩国在越南设立工厂感兴趣了。或许朝鲜也希望建立几座‘三星城’，毕竟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对不对？”

与阮氏香的父亲并肩从事抗美战斗的朝鲜军人中，有14位把他们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越南。他们被安葬在北江省（B?c Giang）的一处烈士陵园中，受到当地政府的高规格礼遇。但在历史记忆之外，韩国企业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利税收入才是今天的越南人更看重的——除去与北江省相邻的北宁省有一座“三星城”外，在位置更靠北的太原省（Thái Nguyên），三星电子投入巨资修建的2、3号手机厂房雇用了超过6万名员工，每天仅食堂消耗的大米就重达13吨。长期关注三星集团在越经营业绩的《商业韩国》杂志记者金允辰（Kim Eun-jin）告诉我：截止到2019年初，三星系企业在越南的累计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173亿美元；其全球员工总数的35%被配置在越南分公司，创造了集团总业绩的30%以上。而在2018年全年，三星越南分公司的营业收入创造了65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当于越南全国GDP的28%，连续两年位居该国百强企业榜单第一位。

不只是三星，更不只是韩国企业：随着全球贸易环境2018年以来的剧变，越南作为亚洲对美出口避风港和产业转移桥头堡的角色正变得愈发突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LG电子宣布将在2020年1月以前关闭其位于京畿道平泽的手机工厂（年产能500万台），将现有的订单全部转移至越南海防的新厂区。加上北宁、太原的两处三星手机工厂以及台湾鸿海科技（富士康）位于北江省的HMD诺基亚手机代工厂，预计到2020年底，“越南制造”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中的份额将会突破10%，这一比例刚好接近2008年前后韩国本土手机产能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版图中的比例。换言之，短短12年时间里，韩国智能手机产业的制造环节几乎被完全转移到了越南，连带引发了亚洲、乃至全球电子产业的供应链分布调整。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样不遑多让：从运行历史超过20年的纺织、服装加工业，到方兴未艾的汽车、摩托车制造业，再到经由东北亚转移而来的钢铁和冶金工业，面向全球市场的越南经济表现出了足够充沛的活力，也吸引了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

“假使能将GDP增长率始终稳定在不低于6%的水平，越南的经济体量有望在10年内超过新加坡。”星展银行（DBS）执行董事谢光威（Irvin Seah）在5月下旬的一次演讲中预测，“这其中，对美出口的增长无疑是巨大的利好消息。”事实上，进入2019年，和GDP增速出现放缓的泰国、马来西亚等邻国相比，越南经济几乎完全是靠对美商品出口额的激增维持了强势表现。今年第一季度，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整整40.2%；倘若维持这一速度，到今年年底，越南将以690亿美元的规模超越英国成为美国第七大贸易进口伙伴。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新一波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涌入，则预示了随后的进一步变化：在全球贸易规则可能出现较长周期波动的背景下，移师越南不仅是应急之举，更有可能成为一种长期选择。

在全国总人口即将突破1亿之际，中等国家越南，是否正在成为下一个可能创造增长奇迹的国家？

在胡志明市近郊的光中软件园，几名结束工作的程序员正在等待同事共进午餐

南行的北雁

1974年12月20日，78岁的一桥大学荣休教授赤松要（Akamatsu Kaname）因患脑溢血病逝于东京家中。直到去世之前两天，这位“日本经济政策学第一人”、20世纪亚洲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还在修订他的最新论文《海外投资与雁行形态论》，希望为彼时日本的产业升级之路以及日企进军东南亚提供宏观指导。

从20世纪30年代初涉外贸问题开始，赤松要的一系列研究就没有脱离一个元命题：作为全球经济循环中的后发国家，日本及其亚洲邻国需要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继而在变化着的世界经济版图里获得一个稳固而有后劲的位置？在长达近40年的思考中，赤松要及其弟子小岛清、山泽逸平等人经过反复争论，最终形成了一套关于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变迁的系统论述——“雁行形态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

完整的雁行形态理论由三个基础模型构成。模型一通常用于描述一国自身的雁行式发展路径：在工业化初期，后发国家获得资本积累和技术经验的方式是向发达工业国出口初级产品，同时进口工业制成品。一段时间过后，随着本国产品与进口工业品逐步趋于同质，产生了进口替代效应，进口工业品趋向减少。到了最终阶段，国内工业品在成本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日趋凸显，于是转入大量出口，先是向更后进的国家，最终则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进口、生产、出口三项指标的变化曲线彼此交叉，犹如正在列队飞行的大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