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历史，如果还要比纯粹的考古高明一点的话，必须是对当前如何从过去而来的一种反思。”

王权主义概念和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堪与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相提并论。对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的支配作用的揭示，是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独特性认知的一个突破性更新，越来越多的学者服膺并赞同王权主义。李振宏就对王权对中国社会的绝对支配做了进一步申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犀利的反思。张金光也通过独立研究，得出“全部中国历史进程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运转的，国家权力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

对刘先生最好的纪念，无疑是坚守启蒙。近年来，在后现代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共同夹击下，启蒙遭遇到重大顿挫，“启蒙成为一条死狗”（许纪霖语）。毫无疑问，作为崛起于十八世纪的一场运动，到了二十一世纪，启蒙本身已经暴露出种种问题，这在中国也难以例外，但在启蒙的基本价值尚未兑现的情况下，对启蒙的反思就难免有几分吊诡。无论是后现代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反启蒙的过程中，都回避了实际问题。尤其是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启蒙的攻讦，更是典型的东施效颦。针对保守主义和后现代制造的“启蒙知识分子是现代集权主义的源头的神话”，美国学者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在《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中也给予有力的回击。在他看来，启蒙

近年来，在钱穆带着温情与敬意治史旨趣的诱导下，否定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这一朗如白昼的事实成为一种时髦，有人甚至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为一场是由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理论旅行”，试图论证专制主义只是外国人给古代中国贴的一个标签，从而将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变成认识论的问题。不幸的是，这种带着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进行美化的努力，每每为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俯拾即是的王权主义灾难所嘲讽。

全部中国历史进程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运转的，国家权力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这样重要的结论，从而和刘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遥相呼应。可以说，由国家权力入手来观察中国社会形态，是当代中国学术理论创造的一次重要分娩，是对中国认识领域众说纷纭状态的一次廓清。

不幸的是，这种带着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进行美化的努力，每每为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俯拾即是的王权主义灾难所嘲讽。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的前言中，斯金纳指出：“文本主义”的方法很少能为人们提供真正的历史，政治思想史应该是一部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如果政治思想的研究者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那就根本不可能了解早先的社会，只有当研究者设法构想出写作这些经典著作的适当的意识形态环境的时候，才能够逐步画出一幅说明在早先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的实际发展情况的图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提供一部具有“真正历史性质”的政治思想史。